以问责制推动责任社会建设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和责任倒查制度”“完善纠错问责机制”“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责任追究制度。”终身问责制、倒查问责制、纠错问责制、干预司法责任追究制在行政、司法领域全面铺开，打开了行政、司法强势权力职能部门问责落实的大门，责任社会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当前，我国问责的法理依据尚不够充分，追责程序尚不够完善，缺乏具体可操作程序。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客体、问责范围模糊、狭窄；问责仅限于党政机关内部上级对下级的同体问责，还没有实现异体、对上级的全权问责；问责范围一般仅停留于人命关天的大事，且大多限于安全责任事故领域；问责事由只针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违法行为及经济上的重大过失，不针对“不作为”及其他领域的过失；问责环节多局限于执行环节，很少涉及决策、监督环节；追责启动还取决于主要党政主要负责人的个人偏好，问责对上级负责很具体，对公众负责较空乏；问责管理缺乏连续性、长期性，没有实现常态化，没有系统的问责档案，追责文化尚未形成。只有构建权责统一，失职、渎职、失误、错误、不作为追责的问责制，才能以问责制推动责任社会建设，构建责任型社会。

完善问责法制是推动责任社会建设的前提

推动责任社会建设，全面实施问责制，实现连续、持续、终身问责，必须有完善的法制保障。只有这样，才能使问责法律化、制度化，规范、明示问责主体及其权力、问责客体及其责任、问责事由和问责程序。

目前，行政问责的主要法理依据是《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八十二条，党政问责则依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党内问责的依据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其中，只有《公务员法》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其他规范性文件虽有一定约束力，但只能算是党政文件、执政党的内部纪律规范，约束效力有限。

完善现有问责法律、法规、规章，制定《问责法》，以法律形式规范问责程序，授权统一受理、管理问责主体审查、检举、投诉和控告的机构，法定受理、处理、复议期限，确定问责事项，明确什么情况启动问责程序，谁来启动问责程序，如何确定问责对象，如何核查、追究，如何回避，如何充分保证被问责人的申辩和申诉权，以程序确保问责公开、公正，保证问责的科学性。

在法制基础上，细化问责制度，明确问责对象、范围、内容、条件，把责任细化到每个从业人员，具体到主要责任人、主管、分管负责人、直接当事责任人及相关责任人，形成完整的责任链条；明确、公开问责参与的具体路径和操作程序；建立问责档案，作为组织人事部门考核任用干部、考察社会信用的重要依据，实现“事故型事后问责”向“日常型问责”转变，达到从说起来谁都有责任、查起来谁都没责任、谁都不负责到责任明确、不得不负责、必须负好责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