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学和近代中国思想走向中的偏失（2）

一代学术之能够自立，全在于各有自己的长短得失，以此与前人相区分，也以此与后人相区分，所以学术又总是在自我纠偏中代相传承的。然而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西潮扑来，由拍岸而灌入，则以一种自外而起的冲击打断了中国学术内里的这个过程。随后是清学既在积久之后别成风气，则晚清士人以三千年中国历史文化回应外来冲击之日，二百年清代学术化育的文化品格一定会深深地融入其中。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西交冲由形而下开始，又在一路逼拶里走向形而上。这个过程越来越深入地锲入文化，而随此牵动和搅动而来的，便是九十年代之后的中西交冲，已越来越明白地显示出清代学术的局促褊狭一面对于近代中国思想走向的影响。

罗家伦后来曾以“知识的责任”为理由责备当日的知识人，而其间列为不可思议，并被一路上溯追究的要目之一，则是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太“容易接受思想”。他说：“中国人向来相信天圆地方，‘气之轻清，上浮为天，气之重浊，下凝为地’。但是西洋的地动学说一传到中国，中国人立刻就说地是圆的，马上接受。”又说：“中国人本来相信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定乾坤”，但“进化论一传进来，也就立刻说起天演和物竞天择和人类是猴子变来的。”比之“西洋科学与宗教战争史”里“新思想”的产生和传播常常要以“流血”、“苦斗”和“牺牲生命”为代价，中国人与新思想结缘之容易不能不算是异乎寻常。但究其底里，则太过容易实际上便是非常轻易。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中国人先后经历了中英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与这个过程同时发生而且互对应的，是中国人看泰西，由四十年代的“逆夷性同犬羊”，一变而为六十年代的“效西法以图自强”，再变而为九十年代“译书实为改革第一急务”的引彼邦学理以大变中国。这也是一个过程。但就因果而言，后一个过程是由前一个过程促生的，所以，后一个过程所体现的中国人对西方世界认识上的深化，又会因民族战争的逼扼而既不由自主也不由常轨，很容易在强弱之比的定势之下，即以强弱之比为自己守定的视野，越来越急迫地走向单面择取和单面认知。迨庚子与辛丑之后，强弱之比的定势益甚，中国人看西方的单面择取和单面认知也益甚。于是而有二十世纪初年开始的“海波沸腾，宇内士夫，痛时事之日亟，以为中国之变，古未有其变，中国之学，诚不足以救中国”，遂“醉心欧化，举一事革一弊，至于风俗习惯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依”。更极端一点的，还有“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罗家伦所说的时人之太过“容易接受思想”，正是与此同途俱来的一种精神现象。而以十九世纪中叶的“逆夷性同犬羊”为比，则数十年之间的一变再变，“容易接受思想”的内在一面，其实正是容易改变思想。因此康有为自身前后多变，又说梁启超“流质易变”。当日两者并称而为天下开风气，随后是继起者与之桴鼓相应，多变和易变遂非常显目地成了其间的常态和惯态，以至于外国历史学家叙述这一段中国历史，曾直捷地以“不论哪一个人，都没有始终一贯的立场”为概括群体之词。

多变、易变和“没有始终一贯的立场”，指的都是内里缺乏可以立为根本而能够守得住的东西。章太炎后来说：“明之末世，与满洲相抗，百折不回者，非耽悦禅观之士，即姚江学派之徒。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王学岂有他长，亦曰自尊无畏而已。”王学标张的是义理。所以由前者引申，是守旧需要义理；由后者引申，是开新需要义理。而以此作为反衬，则四十年代的“逆夷性同犬羊”只能算是懵懂的守旧，而九十年代之后的“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依”只能是懵懂的开新。

惟其懵懂，所以守旧易变，开新也易变。二十世纪初年，士议曾由世风追论学术，从学术“托于治经”，而“笺注虫鱼，分门立户”，其弊至于“支离破碎，毫无心得”讲起，次及咸同之间士大夫“专言时务，而为诸子文饰之，学派又为之一变”；再及康梁“崇尚异学”致“浮薄之士靡然从风”，遂汇为“不效西人，举不得为士”的一时共趋。在由此构成的流变里，汉学是知识之学；时务是事功之学；“异学”是泰西之学，三者次第成为一世之显学，而彼伏此起之间，又各自都与中国文化中的义理一面因无从勾连而常在脱节之中。这种显学大都不尚义理的过程积之二百数十年之久，而后是学术的取向直接影响了思想的走向，从这个过程里走出来的开新之士便既会因疏离了义理而疏离了“自尊无畏”，又会因疏离了“自尊无畏”而在直面西学之际难以提撕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时人说其间的来龙去脉曰：“我国学者大病在专务考证。前清之际，更流琐碎，逮西学东渐，制造繁兴，于是易其法古人者，专法外人。”因此，与“容易接受思想”和容易改变思想相表里的，常常是在轻信引导下的跟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