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学和近代中国思想走向中的偏失

比之“西洋科学与宗教战争史”里“新思想”的产生和传播常常要以“流血”、“苦斗”和“牺牲生命”为代价，中国人与新思想结缘之容易不能不算是异乎寻常。但究其底里，则太过容易实际上便是非常轻易。

中国文化重道、学、政相绾连，从而相信学术会最终地和内在地影响政治。因此王夫之论宋代政事而不满于王安石，曾直谓之“以学术杀天下”。若由晚清以来的近代思想走向，以及这种思想走向牵引下的社会变迁和政治嬗蜕着眼，上溯清代二百六十年间的学术取向和流变，则其两头关联的厘然可见，正说明古人留下的老生常谈里常常会有真知灼见。

罗振玉作《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于末了一章论清学之“失”，首列“详训诂而略义理”为大弊。并引“顾氏炎武为本朝学者所服膺，而亭林在关中建朱文公祠，江氏永，王氏懋竑汉学甚深，而一注《近思录》，一为《朱子年谱》，初未敢轻宋学也”与“后来诸儒悉贵汉而轻宋”相对比，以写其风气既成之后的没有义理而众流归一。在他之后，陈寅恪说：“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他以史学不振为清代学术的大弊，又深而论之，举史学的“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而“无从判决其当否”为学问的确定性，以反照经学“材料往往残阙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并从这种与残缺和寡少连在一起的不确定里抉出清学内含的两种偏失：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段之论述为满足。因其材料残阙寡少及解释无定义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遂有如“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也”。前者的毛病在于由割裂而破碎，又因割裂破碎而“不能讨论问题”；后者的毛病在于由凿空而虚妄，又因凿空虚妄而“奇诡悠谬”。而两者之共趋同归，则是“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以此为导向，便不能不是唐以后一千多年历史在清人心中的轮廓模糊而细节漫漶。

明代王学，末流已归于“游谈无根”。因此清学起而代谢，以实证为功夫，自有其内在的历史合理性。然而“学术本以救偏，而迹之所寄，偏亦由生”。与这种代谢相伴而来的汉宋之间相为消长，最终使儒学的义理一面在久盛之后为考据所压倒。其直接的结果便是从精神上改变了一代士人的貌相。刘师培曾大约而言之曰：“清代之学，迥与明异。明儒之学，用以应事；清儒之学，用以保身。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谲。明儒尊而乔，清儒弃而湿。”而“智”、“谲”、“弃”、“湿”都会催化出士大夫群体中的“用世之念汩”和“廉耻道丧”。义理所提供的，是儒学对于天人之际的整体把握，以及儒学对于生命意义的终极诠说。整体和终极都是一种根本，有此根本，而后有个体对于这个世界在认知上的贯通稳定和个体自身在精神上的安身立命。章太炎说“小学虽精，与人情无与”。指的正是与义理相比，考据训诂都不能进入人的精神世界和影响人的精神世界。因此与宋明相比，清代二百六十年之间的学术之变已不能不自为染化而丕变士风，由此带来的则是一种局促褊狭。与这种考据压倒义理同时发生的考据压倒史学，则以比类校勘为作史和读史之大法，并以这种治学的方法消解了二千年来“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的一面。古时无政治学，而修史尤重“古人宗社之安危”和“古昔民情之利病”，注力于取前代之得失为后代镜鉴之资，而后是历史意识便派生和内含了政治意识。因此从司马迁开始，史学不能不贯连前后以通古今之变；也不能不明立褒贬以存大是大非。但时当考据独步天下之日，史学处四面裹挟之中，实际上已成为考据的附庸。乾隆朝王鸣盛穷累年之力作《十七史商榷》一百卷，而用心全在“校勘本文，补正讹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在这种述史和论史异化为考史的过程里，史学本义中的通古今之变和存大是大非无疑都已在“校”、“补”、“审”、“辨”的零分碎割中被抹掉了。《十七史商榷》是清学中的一代名著，因此具有足够的典型性代表清代史学的风趋所归。若举明清之际王夫之作《读通鉴论》《宋论》，黄宗羲作《宋元学案》《明儒学案》，顾炎武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为比较，显然是后来者的历史著述里，历史意识本身已变得非常稀薄。一则记载说光绪朝前期，京中有旗人而为翰林者对十多年前搅翻了南方的太平天国已一片茫然。然则历史意识的稀薄，最终既会使人与前代事隔膜，也会使人与本朝事隔膜。人在隔膜之中，显然同样是一种局促褊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