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学和近代中国思想走向中的偏失（3）

于是而有经学家皮锡瑞引西人之说释经，力申“《仪礼》有父子平等，母子平等之义”。更离奇的，还有汪康年笔下的“天津杨柳青有王某者，初但闭门作八股而已，逮庚子联军入京，乃矍然醒，遂极信仰新说，于西人言尤深信不疑。庚戌，哈利彗星现，天文家颇谓，如彗之尾与地球遇，则地球立即消灭。某以为大戚，不忍睹世界消灭”，遂“吞鸦片烟膏死”。这个故事说明，以缺乏主体意识的人对不成片断的新知，正足以造成一种新的蒙昧。而事后“北京学堂中颇有闻之而哭者，而女学生尤甚”，则写照了与西学的弥漫相对应的人心混沌。1917年毛泽东在一封信里评议时流，以“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作统而论之。并申说曰：“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既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圯。”然后以“大本大源”为尺度，直言“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时当西潮灌入已久，他所说的“今人无学”显然指的不会是今人没有知识，而是今人没有义理。因为没有义理，所以没有“本源”。作为对比，则是近代中国汇接中西的人物群里，曾国藩曾少有地保持了终身守护义理的自觉，并因之而能够成为世人眼中以学问立本源，而后以学问成事功的人。所以民国初年的毛泽东仍然要追想晚清中期的曾国藩。

中国人与西方的民族战争开始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也开始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然而从先觉者的《海国图志》到后来人的“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依”，其间的一路变迁又说明：六十年之间，中国人的困而知之和学而知之，其实是一个审视和认知日益亟迫地与取法连在一起的过程。取法成为不竭的动力，催逼着中国人不断地去了解西方，并在实际上越来越了解西方。西人描述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联省自治之争，说是“人们引1815年的德意志联邦、瑞士联邦、美利坚合众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为例，并对当时几个省份草拟或颁布的宪法大加评论。而所有这些都仅仅是从一种技术的、法理的角度进行的，并未从中国的现实出发”。这段文字以政制为例，使人明白地看到了取法西方的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累积而得的了解程度。但其末了的结论，同样又使人明白地看到了：越来越了解西方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越来越缺乏了解的程度。两者之间所构成的无疑是一种深刻的矛盾。在这种矛盾的背后，则是盘曲的历史因果。

由于清代史学不振，因此，与近代中国人认识西方的过程相伴随的，便常会是稀薄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知识。章太炎说“近来人把拿破仑、华盛顿都举得出来了，李斯、范增倒有举不出来的。晓得欧洲诗人、文豪的名字，却不晓得中国近二百年来，文章谁是最高。晓得欧洲古代都卷发，却不晓得中国汉朝是怎么样的衣冠”。而后是“留学欧洲者，不知中国情形，辄以欧美相拟，亦犹留学日本者，不知中国情形，辄以日本相拟耳”。其引来的学理文不对题，正如“十六字心传无异”。后来又更明白地谓之“今人之病根在不读史”。同样的意思，孙中山说是欧美、日本留学生“不研究中国历史风俗民情，奉欧美为至上。他日引欧美以乱中国，其此辈贱中国书之人也”。就个人的文化构成而言，两者其实相去甚远，但他们都和取法西学的中国人里这些位居前锋的健者离得很近，并因之而能够切知其偏失所在。而在这种偏失所到的地方，则多见事理的七颠八倒：清末以来中国尚民族主义，然而没有历史意识和历史知识，又会使当日身列民族主义的新人物很难让人亲近。民初的记述说：“唐少川者，念公讥其不识字，所行政事多有洋行风，此尚可恕。乃闻其对人语曰：识中国字至二千以上者，皆当以巨舰载至海中，沉之浊流。呜呼！此又非牛仙客所敢言也。”更多的人不会说这样的话，但他们既因相信西学而引来西学，则在其意中，以西学之理阐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自应比真实的中国历史和现实更真实。因此，西人说中国“野蛮”，梁启超持之以为绳尺，作《中国积弱溯源论》，从历史的中国里搜寻爬梳，翻出“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弱”、“无动”等等切割支离之词，用来说当时中国的“病源”。论其字义，这些词汇虽各示诋抑，而相互之间其实并无一定的联结。以数千年中国的漫长和复杂作对照，它们被梁启超大而化之地编连为一体，显然并不全是出自中国历史本身和真能统括中国历史全体。但从二十世纪初年的思想背景求因果，则梁启超之所以选定这些词汇，正在于由此编成的大而化之鲜明触目，能够一一对应地描绘出时人心目中西方文明的反面，以此为“野蛮”作佐证。然而历史的中国既可以操弄，真实的中国也因此而成了一种越来越远的东西了。梁启超是一个善于自我纠错的人，所以后来半途知返，并力为阐扬中国历史中的光明一面。但引西学以评判中国的风气既已大开，继起者正络绎不绝而来。迨《新青年》大行于天下之日，陈独秀和胡适为中国诊病，用的仍然是梁启超当年的这一套路数。所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学人追论新文化运动，说的是“惜乎当时没有一个历史学家作主干，以致哲学蹈于空虚，文学流于浮薄”。

百年之间，中国人对西方由陌生到熟识，并且越来越熟识。然而这个过程中历史意识和历史知识的稀薄，又使这种熟识因缺乏彼我之比而不能分殊相和共相，并无法由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随后是这种没有历经过消化的熟知便不能不成为识其一不识其二的独面接受。而西人所描述的中国人持“德意志联邦、瑞士联邦、美利坚合众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为例”作互相纷争，正非常传神地刻画了这种独面接受的熟识里，中国人获得的西学虽然日益细密详备，但细密详备里并没有一种能够串结纷杂异同的本根和通则，从而片断背后常常见不到大体。因此二十世纪中叶梁漱溟总论“过去六、七十年，我们不断采取西洋之长，建设文明的新文化”，而归之于“其失败是惨重的”：

此其故，一面是在不了解西洋文化本末系统，枝枝节节而为之；一面则更不明白自己。不明白自己，所以取舍之间莫得其宜。不明白自己，所以莫得入手之方。

而综贯始末，在这段话的背后和深处，其实还有他说过的另一段话：“近处看，政治的力量极大，象是能支配一切；而其实政治还为学术思想所左右。”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