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文明之间应当如何对话

随着现代交通和信息的日益发达，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日趋紧密。不同文明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情感表达以及行为习惯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当不同文明之间交往越来越密切时，这些不同就可能导致感情上的不适、反感甚至嫌恶。二战给人带来的沉痛教训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感情不适和对抗无论多大，都不能采取外部冲突的形式，而必须在和平的状态中进行对话。但是，文明对话应该采取什么方式呢？

每一种文明都自成体系且独立自存。当两种文明发生关系时，它们各自的扩张势头并不对等，而是有强势和弱势之分。强势文明指的是对话中的一方在话语权上显得更有力量，不但在本文明内显得自信，而且能够在对方引起较大程度的回应。相比之下，弱势文明缺乏足够的对话抗衡能力，在对话时常常被动。在对话的过程中，对于强势文明来说，简单的做法就是鼓励弱势文明放弃自身，进行文明转型，走向与强势文明一体化。这也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文明转型”模式。强势文明认为自己所信奉的价值具有绝对优越性，代表了文明的未来走向，因而是普世价值。弱势文明应该以普世价值为向标，改造自己的文明，实现转型。事实上，这种文明对话的结果只能是：一方面破坏弱势文明的内在结构，摧毁其根基，成为强势文明的附属；另一方面则掩盖了强势文明的视角盲点，引导它走向自我毁灭。这种在普世价值旗帜下的文明转型，虽然也号称文明对话，但更多的是教化性的，是强者教化弱者。

所谓“文明的视角盲点”，指的是一种文明在用自己的视角看世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个盲区。每一种文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代代相传，形成了独有的性格，而性格的形成主要由以下因素组成：问题意识（或关怀倾向）、道德规范、思想方式、行为习惯等。这些因素通过某种结构结合在一起，规定着文明的存在状态和发展方向。每一种文明在这种结构中对周围事物的关注有程度的不同——它越关心的事，就越能调动本文明的各种资源去面对和处理；它越不关心的事，就越容易忽略不顾。那些被完全忽视的对象便是这个文明的盲区。由于它被完全忽视了，因而只要囿于本文明之中，它对本文明的意义便是不可能呈现的。

我们可以以中西文明关于“义”的不同解答，来展示文明盲点的存在。在西方文明中，柏拉图关于“正义”（适宜的生活方式和城邦政治）的讨论培养了一种在知识论上的真理情结。在知识论上谈论真理首先涉及真理的判断者，而判断者只能是个人。人们可能服从于权威而接受权威的意见，并进而给出判断，但这种做法的结果，在柏拉图看来，或者受骗于权威，或者跟着权威一起犯错。因此，每个人都拥有最高的判断权。这个最高判断权在认识论上最终引申出近代的主体理性主义；在伦理道德上导出个人主义；在政治上则追求个人权利。在中国思想史上，孟子提出性善论。他认为，只要一个人把内在于本性中的善发扬出来，并遵循而行，就是适宜的。孟子的这个学说，在认识论上，要求人不断体会并把握内在于自己的天命之性，即使是涉及外在世界的认识，也是为了帮助认识自己的天命之性；在伦理道德上，它要求培养个人的群体意识，因为个人的天命之性本身就包含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和谐关系；在政治上，它强调仁政，强调从群体关系出发对个人进行定位，强调个人的责任意识而非个人的权利等。在这两种文明视角中，西方人看到并重视的，中国人可能觉得不重要，熟视无睹；而中国人的关注点，西方人却不以为然，视而不见。

充分注意文明的视角盲点，是文明对话的关键。在普世价值—文明转型这种模式中，强势文明只看到弱势文明的缺陷，却对自己的视角盲点浑然不觉。这样，在要求弱势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不但破坏弱势文明的现有结构，同时还把自身的视角盲点嫁接在弱势文明之中。于是，强势文明虽然得到扩张，但并没有消解自身盲点；弱势文明虽然转型，却完全破坏了自身。因此，我们必须反对这种文明对话模式，而应当寻找一种在对话中能够彼此相互显示对方盲点的对话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