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投融资及其可持续性

到2014年，我国广东和福建的人均GDP首次突破了1万美元大关。再加上原来的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内蒙古，全国已有8个省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2013年，全国经济总量前30个的城市中，只有重庆等4个城市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从经济总量看，广东省2014年GDP达到6．78万亿元，江苏省以6．51万亿元紧随其后，排名第三的山东省GDP达到5．94万亿元，距离突破6万亿元也只有一步之遥。这三个省区的经济规模均可以排在当年世界各国的第16位。地方经济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地方经济发展动力同样推动我国整体经济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

地方政府是比一般市场主体能量更强大的经济体

2011年，我参加国家发改委宏观院与斯坦福大学亚太经济研究中心的合作交流，两位美国大学教授预测中国经济在2012—2013年会降到5％以下。我在会上提出，中国有300多个地级市、2800多个县、4万多个乡镇，这些地方政府是比一般市场主体能量更强大的经济体。地方政府不仅是经济社会的管理者，也是投资环境的建设者，更是经济的直接参与者，市场主体的投融资活动往往是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进行的，许多在其他国家看来不可能实现的投资项目，在中国的地方政府支持下却能够顺利地建成并发挥效益。除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全球化红利以外，地方政府竞争红利也是支撑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2010年7月，富士康正式签约入驻郑州航空港区；2011年3月，第一条手机生产线正式投产。在过去的3年中，全球iPhone的3／4来自郑州航空港区。要知道，富士康科技园的基础设施、厂房甚至员工宿舍投资均来自于地方政府，资金额甚至占总投资的一半左右。近几年，重庆按照“整机＋配套”垂直整合发展模式，相继引进了惠普、宏碁、华硕、富士康等电脑巨头，形成庞大的电脑产业集群。目前，全球四台笔记本电脑中有一台是“重庆造”。重庆政府也在基础设施和园区建设上投入了巨资，保证了企业的物流成本不会高于沿海地区。有人认为这些都不是地方政府该干的，是过度干预市场，但是，这可能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所在，我们很难用单一标准评价地方政府的行为。

未来地方政府投资公司仍然可能是公共性投资的重要主体

地方政府是我国投融资体制机制创新的最主要的动力源。在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地方政府的权力受到中央政府的严格限制。在我国，土地、财税、金融等重要领域的管理权均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体制改革也是自上而下的，地方政府可以操作的空间很小，因此，地方政府不得不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因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应运而生。正如中国人民银行官员所述，“不能不说，地方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天才般的创造，这是在市政债等‘正门’不开情况下，地方政府创造出的一条路。相当于地方政府把一个小窗户弄成一扇门。”尽管当前融资平台也面临着转型发展的重要任务，但是，未来地方政府投资公司仍然可能是公共性投资的重要主体。

许多西方国家经济学家认为，地租应作为政府收入的一个来源由政府保留。如果按市场价格将土地等公共资产租给企业家，而不是卖掉或直接送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能更加良好地运行。我们在东南亚的泰国、印尼等国考察时发现，这些国家的地方政府也想搞产业园区，但是，建设产业园区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城乡土地都是私人的，地方政府必须按照市场价格从私人手中拿地；而地方政府手中缺少必要的公共资源可以出租或出售，也就没有资金进行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东南亚国家的产业集聚和集群发展就非常困难。而在中国，土地的公有制保障了地方政府在拥有土地资源的同时拥有了资本性投资资金渠道，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土地批租和抵押贷款获得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的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