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格局变迁中的战略主动权之争（4）

争夺国家评级话语权，积极参与新的国际制度创设

随着中国的成长与发展，其面临的国际义务与国际责任方面的压力和挑战加大。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5，但对国际事务的贡献度远不及世界的1/5。尤其在金融国际话语权上仍处于弱势地位，尚未改变西方仍然掌握金融国际话语权的现实，对国际金融规则制定的参与程度还很低，缺乏信用评级市场话语权和金融市场定价权，维护金融安全的手段和资源也还有限，只能被动承受较高的国际金融风险，无法有效保卫国家经济安全。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应不断努力取得与经济实力、大国形象相匹配的国际评级话语权，尽快摆脱“国大声弱”的困局。

信用评级是下一轮国际制度红利争夺的重要筹码。金融资源属于战略性社会资源，关乎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乃至国家安全。作为金融体系中特殊的中介服务，信用评级的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实力和地位，对维护金融安全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国际权威信用评级机构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发挥“经济核弹”的惊人威力。

第一，信用评级攸关国家金融安全。当前，世界进入信用经济时代，信用关系构成了现代社会信用体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信用评级在国家乃至世界金融体系中的主宰角色日益凸显。在欧洲债务危机的阴霾中，信用评级展示了不亚于核弹的重磅威力。2010年穆迪、惠誉、标普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连续下调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引发了这些国家资本市场动荡，进而波及全球资本市场，令欧元区深陷衰退泥淖。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所说，“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

第二，信用评级攸关国内金融市场定价权。信用评级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金融产品的价格。就金融产品定价而言，信用等级划分相当于对金融产品价格层次的划分。一国本土信用评级机构缺少国际话语权，就意味着将本国金融产品定价权拱手相让，势必不利于本国金融市场的健康成长。以2003年我国商业银行谋求海外上市为例，标准普尔宣布维持其十年来对中国主权信用的评级即BBB级（即适宜投资的最低限），竟然将中国13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级别都评为不具备投资价值的“垃圾等级”，同时美国评级机构又高调肯定境外战略投资者参股中国的银行，旨在打压谈判价格，为国际垄断资本攫取我国的国有资产大开方便之门。据相关部门保守估计，境外投资者仅2006年从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中攫取的暴利就有一万亿元之巨。世界银行报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股发行定价严重偏低意味着国家损失。中国银行股被贱卖，问题不在IPO环节，而是出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定价上。

第三，信用评级攸关国际信用资源配置。信用评级决定了国际信用资源的分配。信用的社会化发展使信用与资本的关系日益紧密，信用日益呈现为资本的一般形态，且正在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驱动力，信用资本化是信用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由于债权人与债务人构成的信用关系以债务偿还为先决条件，债务人的信用状况决定着它对社会信用资源占有的多寡。对债务主体偿还能力的评级就成为债权人判断借贷风险的重要依据，因此信用评级不仅决定着信用资源在国内的分配，而且也决定着信用资源在国际间的分配。据世界银行统计资料，2008年世界外债总量约为61.1万亿美元，AA级以上29个国家的外债总量为55.8万亿美元，占有国际信用资源的91.3%，它们全部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普遍信用级别不高，占有的国际信用资源仅为7.6%。

美国控制信用评级，中国缺乏话语权。目前全球信用评级市场被美国三大公司控制，正逐步沦为政治工具，影响着世界各国的信用资源配置和金融产业发展前景。而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起步较晚，具备一定实力的信用评级机构又多数接受了外资注入，引致中国国家主权、金融产品等领域信用评级前景堪忧。

第一，国际信用评级市场被美国牢牢控制。信用评级，最初产生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信用评级市场最初依靠声誉资本缓慢成长，随后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获得长足发展。普尔出版公司、标准统计公司、惠誉出版公司等评级机构相继出现在信用评级市场上。经过多年发展，这三家公司并称为世界三大评级公司，它们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债券发行人和投资人之间信息不对称，增加了市场透明度，提高了金融交易效率，因而通常被称作“金融市场看门人”。然而，当前的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在发挥他们“金融市场看门人”作用的同时，也由于自身存在的缺陷给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了负面影响。

首先，当前信用评级市场实际上是美国评级机构垄断的市场。2008年，三大评级公司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达97.3%，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市场占有率达94%。在这三大评级公司中，标准普尔和穆迪是美国独资，惠誉是美英合资，因此在制定主权信用评级标准时难免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信仰和意识形态。美国垄断着全球的评级市场，在自身政府债务上限不断修改和提高的情况下依旧能占据着大量的国际资源，维护自己的全球金融霸权。

此外，当前收费机制不完善使信用评级准确性下降。国际评级机构市场现有的收费方式是少数大型的评级公司向提出评级申请的证券发行人收取费用，而大多数的评级公司则向订阅评级报告的客户收费。由于三大评级公司所具有的垄断地位，对国际评级机构市场影响较大的还是向证券发行人收费这一制度，但这会引起评级机构与债券发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严重影响评级公司的独立性。

第二，中国信用评级行业“羽翼未丰”。中国现代信用评级业务始于1987年。就整体而言，中国信用评级市场起步晚、水平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化，我国的信用评级机构经历了一个膨胀、清理、整顿、竞争和整合的发展过程。

1997年以来，我国信用评级市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各个商业银行的信贷部门目前都具有资信评估职能，央行分支机构也已经陆续认定信用评级机构对贷款企业进行一般资信评级和跟踪评级。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我国第一部规范信用评级机构业务行为的规范性文件——《信用评级管理指导意见》。规模较大的评级机构已经开始筹划对证券、银行公司等机构进行自主评级。

虽然我国目前已有中诚信国际、联合资信、大公国际资信、上海远东、上海新世纪5家全国性的评级机构，但是占我国市场份额最大的并不是本土评级机构，而是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它们占据了我国国内市场份额的80%。从2006年开始，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开始对中国信用评级机构进行全面渗透。2006年穆迪收购中诚信49%股权，并约定七年后持股51%；2007年惠誉收购联合资信49%的股权；2008年标准普尔与上海新世纪开始了战略合作，不久以后也参股新世纪；美资控股的香港新华财经公司收购了上海远东62%的股权；大公国际是唯一未被外资渗透的规模较大的全国性评级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