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格局变迁中的战略主动权之争（3）

增强国家“巧实力”，助推中国战略主动

约瑟夫·奈认为，伟大的领袖明白，光靠硬实力不够，必须适时加入软实力，但更重要的是适度善用软硬兼施的巧实力，才能真正发挥领导力。巧实力既不是硬实力，也不是软实力，而是综合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一个整体的战略，是力量的基础。⑧而制度建设体现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软实力的输出需要与经济硬实力紧密结合，才能够成为中国的国家巧实力。如何在当下愈加复杂的国际环境，实现中国战略主动，成为了中国当前最重要的议题。中国应借助现实国际社会网联和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建设这样的国家巧实力，逐步形成与其他国家的互通融合、共生共荣关系。

中国战略主动的实现非一日之功，只有做好短期和中长期的发展规划，发挥中国独特优势，加强国际合作，不断捕捉和延长战略机遇，以中东、东盟和东亚地区为战略着力点，全面提升竞争力，有助于进行国际再布局，实现中国战略主动。

剖析战略着力点，参与国际新秩序塑造。美国战略缺位，中东面临新秩序再建。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对外战略发生重大调整，中东政策也随之改变。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的核心思想是，以恢复美国经济实力和全球霸主地位为中心目标，对外战略重点由中东转移至亚太，实现“脱中东，入亚太”的战略目标。美国由充当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的保护者降身为“选择性超级大国”，在非事关美国核心利益问题上采取“浅脚印”策略。美国在中东诸多重大事务中主动缺位，必然会使该地区造成“权力真空”，打破既有地区力量和地缘政治关系的平衡。中东开始逐步进入后美国时代，其主要特征是美主导地位开始发生动摇，对中东地区事务的领导、控制、引导、塑造能力衰退、弱化，对中东国家政局、地区发展方向、地区安全与稳定、地区秩序安排等方面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下降。中国作为全球性崛起大国，在中东地缘政治利益曰益增大，突出表现在中、美博弈上。具体而言，当前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是政治利益，包括4个层面：维护在新疆、西藏、台湾等问题上的主权利益并争取地区国家的支持；在民主、人权、国际关系民主化、多极化、反对霸权主义、气候变化等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相互支持；大国博弈尤其是运筹中美关系的重要杠杆；作为发展中大国所应具有的国际形象与国际责任。第二是经济利益（或发展利益），包括重要资源能源的获取、实施“走出去”的两个市场、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相互投资与产业对接。第三是安全利益，主要涉及“双泛”（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对中国西部地区渗透、扩散带来的稳定威胁，也包括近年来中国驻中东地区人员和机构面临的日益突出的安全挑战。⑨

东亚地区整体和平，出现经济安全双中心。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保持了整体上的和平。在相对和平的局面下，地区格局中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中国经济实力的持续上升，以及中国与本地区国家经贸联系和经济合作的显著加深。某种意义上，东亚地区在安全领域存在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中国的崛起在性质上改变了东亚格局的面貌，在东亚地区形成了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互分离的二元格局，该格局的形成是中国的经济崛起、美国“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以及众多东亚国家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政策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一格局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东亚国家两面下注的政策。二元格局的存在，对东亚合作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地区内大国和重要行为体更多地把地区制度作为战略性工具来使用，使地区制度安排成为服务于权力竞争的手段。总体来说，东亚二元格局会在未来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持续，我们需要在这一前提下，探索东亚秩序的稳定持续与有效运作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东亚秩序的稳定和效率，需要中美探索共处之道的新形式。⑩

东盟经济依赖中国，存在话语权提升空间。在东亚金融危机后的特殊背景下，东盟对中国出口成为了东盟外国投资流入的重要推动因素，东盟对中国出口与其带动的东盟外资流入一起成为了推动东盟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而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是此两个因素的推动因素，东盟各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对中国具有很大的依赖性。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按人口算，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从经济规模上看，是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全球第三大自由贸易区，也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自贸区建成后，东盟和中国的贸易将占到世界贸易的13%，成为一个涵盖11个国家、19亿人口、GDP达6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中国的迅速崛起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既给地区带来了无限的机遇，也带来了不确定性挑战。东盟国家在经济上倚重中国，但是在安全问题上却犹豫徘徊，东盟国家在中美之间以及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摇摆。中国与东盟浓缩了太多复杂性，但随着中国话语权的不断提高，在海上安全问题上，中国可以继续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

不断强化战略思维，创新机制体制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理念，而且中国要率先身体力行，使之成为地区国家遵循和秉持的共同理念和行为准则，努力使周边同中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成为可靠战略依托。面对国际复杂局面，中国应以更积极姿态、更强劲力度参与国际事务，参与国际地区治理和地区争端的处理，积极参加国际新秩序的塑造，推动形成一个稳定有序、和平发展的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以打造21世纪的中国与国际国家关系新格局。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将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国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和发挥何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外交的战略定位，而这又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对外政策、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利益紧密相关。从国家战略层面看，未来5至10年，中国的主要任务与对外战略是，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国际上积极发挥发展中大国的作用，努力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发展中大国”的属性定位，决定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必须有所担当，必须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要参与国际新秩序的构建，未来一段时期需着重在三方面发力。

第一，以“助发展，促稳定，维和平”为国际政策的核心，努力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积极构建与国际国家间的全面、稳定、多样化的战略合作关系。加强政策沟通，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本着求同存异原则，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加强民心相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搞好上述领域合作，必须得到各国人民支持，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加强道路联通，协商交通便利化协定。打通海陆运输通道，同各方积极探讨完善跨境交通基础设施，逐步形成交通运输网络，为各国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

第二，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大力支持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提升国家治理能力。要重视发展在国际地区治理和地区秩序重建中的中心作用。“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具体做法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一带一路”为主要抓手，精心打造升级版的中国与国际关系。一是加强贸易畅通。丝绸之路经济带覆盖总人口近30亿，市场规模和潜力独一无二。各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各方应该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问题进行探讨并做出适当安排，消除贸易壁垒，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循环速度和质量，实现互利共赢。二是加强货币流通。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在本币结算方面开展了良好合作，取得了可喜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一好的做法有必要加以推广。如果各国在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就可以大大降低流通成本，增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提高本地区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践行“促进共同发展，合作保安全”理念，坚持互信、平等、协作、互利的原则，积极为地区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推动地区发展、维稳促和能力建设和机制建设。除了国际多边合作（包括联合国以及其他多边合作机制，如伊朗核谈判的“5+1”机制）外，中国未来可重点打造几个公共产品：政治上，塑造“亚洲意识”和发展中国家集体意识，推动国际意识融入亚洲合作框架。经济上，搭建共同发展平台，如共建“一带一路”、共建自贸区和工业区、成立共同发展基金、吸纳国际国家参加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倡导建立亚洲能源合作机制等；安全上，坚持中国的安全观，积极开展国际合作，重点加强与地区国家合作，开发新的公共安全产品，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在地区安全问题和热点问题解决上发挥中心作用；战略部署上，推进桥头堡建设战略，在纽约、伦敦、东京、瑞士建立国际桥头堡，在香港、北京、上海、云南、新疆、宁夏、内蒙古打造国内桥头堡，支持中国在国际上的战略布局，加快打通国内外网联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