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左翼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2）

一、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推进与解构的双重作用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西方各种激进政治运动和文化反叛思潮推动了人们对资本主义进行整体的思考和深入的批判，产生了反思现代性、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力图解构现代性社会的实践及文化思维模式，批判启蒙的现代主义、理性极权化、历史的目的论和乌托邦主义，这使该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显得格外错综复杂。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前后在后现代社会的土壤里滋长起来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１９８９年，拉克劳在《政治与现代性的局限》一文中指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相关联，把现代性的解放叙事推向极点，又构成了现代性解放叙事的危机后马克思主义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语境的危机中浮出历史地平线的，是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１］后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永恒不灭的幽灵”，表明了他们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后马克思主义运用后结构主义、福柯关于知识与权力的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进行深刻的批判。弗列德里克·詹姆逊在《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一文中指出，后现代主义作为离散的、分裂的和多元的大众文化也包含着激进的政治潜能。他力图将后现代主义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就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体现，带有鲜明的商品化、消费主义的特征。一些后马克思主义者对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新格局、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新特点及其发展趋势、对资本主义阶级和社会结构变动的复杂性、对落后国家不发展的根源、对经济全球化等诸多问题作了全方位的理论探讨，为马克思主义分析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大量的思想源泉和理论线索。从另一方面看，“后马克思主义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之后，而且意味着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否定和解构。后马克思主义中不少人认为，随着后现代社会的来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范畴、方法和术语都已经无法有效地回答和解释后现代社会的许多问题，只有解构和超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２］。

首先，“后马克思主义肯定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即否定性的叙事，如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资本主义批判等等，但受后现代主义反对宏大叙事、强调差异性的思想的影响，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共产主义学说等肯定性叙事持否定和拒斥态度，主张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和超越”。“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核心教条，具有本质论、（经济）还原论和（生产力）决定论的倾向，他们从后现代的理论立场出发，坚决拒斥具有本质论、还原论、决定论的现代性观念。他们认为，不存在某种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不存在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因素、根本因素，也不存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的必然的逻辑。社会历史只是一种非决定论的随机建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随机性、偶然性，即社会历史只是任意的关联、随机发生的事态与各种偶然性事件的积聚体。对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性的宏大叙事，应当给予拒斥和解构。”［２］

其次，后马克思主义者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关于国家和革命的政治学说。他们主张用女权主义、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同性恋运动等包含多元社会政治力量的激进民主方式，取代阶级政治和无产阶级革命。再次，后马克思主义反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今天只有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新生。

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范畴、观点和方法进行解构，特别是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精髓。因此，这种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实际上已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主旨。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审慎地对待。与此同时，后马克思主义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批判，对差异政治、身份认同政治的思考，有利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实现自身理论视野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