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左翼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3）

二、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性别批判维度的拓展

西方女权主义政治思潮出现于１７世纪，１９世纪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活跃于西方政治舞台。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女权主义思潮已经从原来的三大主要派别——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进入了极具颠覆性的后现代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女权主义反对社会、家庭对女性性别的歧视、压迫和剥削，要颠覆父权统治的家庭关系和社会结构，追求两性的平等地位和妇女的解放，形成自身独特的价值观念和政治观点。

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认识到妇女压迫的独特性，往往只是从资本的功能来讨论两性关系，没有把父权统治放在与阶级统治同等的地位来考虑，极少涉及女性的特殊经验和政治主体的建构方式，存在着性别盲点［３］。激进女权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男权制以及妇女特殊经验和问题存在理论缺失：妇女受压迫最久，先于等级、阶级、种族、民族等功能性社会群体；受压迫最普遍，任何社会都存在；受压迫最深，废除私有制、消除种族隔离等社会变革都没有触及妇女解放问题。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来自于男权制，在政治制度方面，国家的结构和制度完全是按照男性的意图设计的；从经济制度上看，历史上各种社会经济制度均以低报酬和低就业歧视来剥削、排挤妇女，逼迫她们不得不从经济上依赖男性，从而不得不承担家庭服务和男性的压迫。后现代女权主义挑战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价值体系和知识基础，强调女性身份政治，主张对差异的尊重［４］。

朱迪丝·厄尔反驳了女权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忽视性别批判的观点。她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女性解放与社会主义的实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追求的是一切被压迫者自主生活的权利，其中也包含妇女选择和支配自己的物质生活和性生活的权利”［５］。厄尔指出，马克思对早期人类社会的思考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涉及妇女解放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不在于自然因素，而根源于社会经济条件。恩格斯指出，妇女遭受到的“历史性失败”除来自社会和阶级根源之外，还源于一夫一妻制家庭中妇女成为传宗接代和抚育子女的工具。

在女权主义流派中，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力图在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理论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朱利叶·米切尔、苏拉米斯·费尔斯通、希拉·罗伯特姆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第一，马克思主义曾经积极地肯定妇女的地位和妇女运动的伟大作用，并为她们指明了革命的任务；第二，马克思主义过于强调阶级的分工，事实上，女性所受的压迫，既在家庭受到压迫，又在劳动力的生产中受剥削，应当补充马克思主义在性别方面的盲点；第三，应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分析妇女的思想意识和家庭结构问题；第四，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形成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所处的被剥削压迫的社会地位，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父权制的双重统治，才能最终获得妇女的解放。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把女性关怀与人类解放的目标结合起来，从性别和身份认同的角度深化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批判。后现代女权主义进一步把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领域和文化习俗被资本主义强权所伤害，用性隐喻比作男权对女性的侵犯和占有的性暴力，从而解构了资本主义、男性和非资本主义、女性的等级地位关系，大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性别批判的理论空间。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后现代女性主义在进一步解构性别本质论，不断深化和扩展差异性正义诉求、以身体政治代替身份认同政治的同时，却面临退守文化批判和话语政治，从而丧失其解放潜能的危险，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借鉴女权主义性别批判维度时应当注意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