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左翼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4）

三、后殖民主义增添马克思主义话语霸权批判视角

后殖民主义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作为遭受文化侵略的第三世界解构西方主流文化话语霸权的一种反抗思潮。它运用了后现代主义对元语言、元理论、元叙事的解构和反本质主义的方法论，对从殖民时期以来直至今日西方对殖民地影响和控制的合理性进行了本质论上的质疑，彻底地解构和颠覆了西方传统价值观念、知识系统和信念，反对“欧洲中心论”使东方民族的“失语”，深刻地批判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

爱德华·赛义德、加亚特里·斯皮瓦克、霍米·芭芭分别运用福柯关于知识和话语权的艰深理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拉康的精神分析方法，揭示了世界文化图景中深刻地隐蔽的文化权力关系结构，剖析西方对东方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机制、话语的规训和控制机制，勾勒出西方文化霸权的实施轨迹。即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文化和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中，鼓吹“欧洲中心论”，有意扭曲和贬低东方文化及价值观，从而实现对东方民众的控制和规训作用，造成东方民族丧失主体性、丧失话语权的“失语”行为，不得不顺从被西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和掠夺的悲惨命运。由此可见，所谓的“东方学”或东方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为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服务的权力话语体系［６］。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和世界革命观中存在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例如，马克思在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论中坚持，非西方国家要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首先达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水平，而且还必须按照欧洲工人阶级的政党和阶级斗争模式来进行。佩里·安德森则反驳道：“马克思的整体轨迹是面向民族、族性和殖民压迫，面向这些领域中的抵抗运动的”［７］。他指出：“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政治经济学大纲》中，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多线条的历史发展理论，其中最突出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提出，这就为非西方社会的非欧洲中心主义思考提供了崭新的选择道路。在马克思后期的思想中，民族问题、族性问题、非西方社会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其中包括对美国内战期间阶级与族性关系的讨论，对波兰１８６３年起义的支持，对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俄罗斯、阿尔及利亚、拉丁美洲以及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关注，等等。”［８］

后殖民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殖民地理论在政治上具有亲缘关系，它们都批判殖民主义，但二者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截然不同。马克思、列宁注重对旧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批判，而后殖民理论注重对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强调历史多元、文化多元，把启蒙理性和普世价值所遮蔽的对不同文化、种族和历史的西方话语霸权给揭露出来，为非西方文化和价值正名。同时，马克思主义在吸收后殖民主义文化话语霸权理论时应当注意到的是，后殖民理论家没有看到西方文化话语霸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球扩张在观念上层建筑的反射，没有认识到不根本推翻和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就无法消除帝国主义的经济霸权、军事霸权和文化霸权统治；后殖民主义避开对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改造是能力有限的。

四、生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新诠释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生态环境危机激化，西方国家民众发起了绿色生态运动，在理论形态上催生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学派。这些学派用生态学填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空白，力图寻找一条摆脱生态危机和人的异化的新式人类解放路径。

根据马克思曾经引述过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普罗米修斯式的唯生产力论历史观、技术主义论，指责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生态盲点。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学者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的解释依据，也给出了解脱这种危机的线索和路径。马尔库塞指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早期的异化思想。他赞同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认为把自然的解放当作人的解放的手段的思想是马克思手稿的中心问题。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安德烈·高兹强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他抓住了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重要根源：即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和内在逻辑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和经济效率最大化，从而导致对自然环境资源的无限度劫掠和破坏。因此，资本的逻辑——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必然导致全面的生态危机。高兹指出，人类要实现自身的解放，就要从马克思关于克服经济理性的论述中获得启示，即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是实行一种使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服从于社会平等、人的自由发展以及生态合理的发展标准，采取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生态社会主义。这种生态社会主义以更少的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把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恢复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劳动，实现生活得更好、劳动和消费更少的社会。

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理想的核心是人类自觉地控制自己的生存条件，解除劳动的异化，回复劳动自由自觉的本质，实现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能结成战斗的同盟，吸收和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将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但在吸收和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要注意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局限：即其主张的理想社会的 “共同体财产所有制”，实际上就是小国寡民式的自然经济状态下的私有制；其次，它试图通过控制现代科学技术、限制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来解决生态问题，是违背生产力向上发展的历史规律的，沾染了乌托邦幻觉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