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特招农村娃，需保住公平底线（4）

【启示与思考】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高考高分生中的农村学生越来越少，高分考生的家长的职业集中在教师、公务员、白领、医生、生意人，这些家长都舍得为子女教育进行金钱和时间上的投入。另有媒体关注指出，近年来，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越来越低。

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农村教育环境尽管总体上有所改善，但与城市之间的差距已显著增大，这种差距也出现在东部沿海地区跟中西部部分贫困地区之间。城市、发达地区教育投入增加，聚集优秀师资的能力增强。而家长也有财力让孩子上诸多兴趣班和加强班，这样可以确保孩子在应试竞争和综合能力考查的竞争中获胜。

实际上，城乡之间、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的教育环境差距，不仅仅来源于彼此悬殊的教育投入，还跟社会管理、公共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的投入水平和实际运行管理息息相关。在一二线城市，学生更容易通过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巩固学习水平，还能开阔视野。但这一切在农村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目前仍难以想象。

正因为教育学界、主管部门中许多有识之士指出，农村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生源，已经面临明显的起点竞争劣势，才有了重点大学出台面向农村考生降分录取的政策。需要指出的是，这项政策至少让一部分农村生源中的优秀学生获得了国内最高水平高校培育发展的机会，有助于遏制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继续下滑的态势。

对于城市学生来说，重点大学面向农村考生降分录取的政策，实际名额相对较少，并不足以改变高考录取的总体态势，不会带来城市考生上名校更为困难的变化。

但以上所分析探讨的“利好”，仅仅是纸面上推导而得的。从清华、北大等4家名校此次的降分录取政策来看，政策设计仍相对粗糙。并无一家高校提及要将这项招生计划较好的纳入媒体、互联网监督之下。这些政策的操作空间大幅下放给了省市区地方，主导权则由中学把握。

与相对粗糙的降分录取政策设计相对应的是，该政策给出的政策优惠又相当诱人，从降30分到降至一本线录取。可以认为，如此之大的降分空间，审查和推荐主导权又下放了地方和中学，很难避免道德风险，即原本不符合条件的城市户籍考生通过其家庭的操作，改回农村，“虚构”家庭出身，占用降分录取名额。

理论上讲，当下已进入了互联网社会，造假操作不可能永久性、彻底性删除痕迹，总有“东窗事发”的一天，这对于造假者会形成一种威慑。而那些通过造假进入名校、占用了降分录取名额的学生，在校期间也很可能暴露身份。但是，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清华、北大等名校此次给出的降分政策优惠太过诱人，在一些省区的降分额度甚至可以达到100分之多，很可能会有造假者在丰厚的造假收益面前错估暴露风险——造假被曝光具有滞后性，而这本身已经牺牲了原本可以获得降分录取名额的农村孩子的机会。

清华、北大等名校推行农村生源降分录取政策，显然还具有很强的示范性。综合以上因素的分析，我们有理由要求，清华、北大等4家北京名校要尽快完善这项政策，引入媒体和互联网监督。国家教育部门应完善相关政策规定，提高造假代价，要明确造假行为的当事人、涉事学校、推荐教师（校长）责任和惩处条款，应作出规定明确以造假方式获得降分录取名额的当事学生要被处以终身禁止参与中国大陆教育类考试的处罚，为造假学生出具推荐信的教师（校长）则要清除出教师和教育管理者队伍，实行终身禁入。

最后仍需强调的是，推行重点大学面向农村考生降分录取，乃至推行普通大学、职业院校的类似政策，仍无助于从根本上改善城乡之间、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过大的教育差距，不能解决起点竞争不公平问题。要实现教育公平、确保起点竞争，仍应加大对农村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投入责任由国家财政承担，投入标准要与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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