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经济传统的内在危机（3）

俄罗斯民用制造业基础本不雄厚，随后又遭遇了苏联解体的冲击和油价高涨的“荷兰病”困扰，致使其制造业民品生产长期滞后，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扭转这种“拉美化”格局是俄罗斯决策部门的夙愿，为此，俄罗斯联邦政府可以采取提高制成品进口关税、补贴内资制造业民品生产等措施。但在此前多年里，俄罗斯国内已经围绕进口品改造、分销形成了庞大的相关产业，限制进口必然因损害这些产业的利益而招致反对；如果这些产业位于独立性较强的俄罗斯边远地带，相关利益国家某些势力又蓄意支持、操纵的话，正常的经济政策之争就有可能演变成重大政治事件，甚至是带有分离主义色彩的政治事件。而由于俄罗斯消费者习惯于选择进口消费品，如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009年2月中旬民意调查显示，近期计划买车的俄罗斯人中有49%打算买进口车，只有22%希望买国产车，（12）只要打起“降低关税以降低生活成本”之类旗号，实际上受外国势力操纵、隐含分离主义目标的政治运动也完全有可能在最终图穷匕见之前赢得俄罗斯社会广泛支持。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陡然升级并席卷全世界，俄罗斯政府企图借机发展本国制造业，从2009年1月1日起显著提高汽车等制成品进口关税。由于此举损害了远东等地区进口汽车相关产业，从2008年底开始，俄罗斯共产党和一些汽车业主团体在滨海边疆区和其他一些城市组织了一系列示威，反对俄罗斯提高进口汽车关税，示威者还打出旗号，要求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下台。由于日本汽车占远东汽车市场90%左右，反对俄罗斯联邦政府提高进口关税符合日本经济利益；在远东和联邦政府之间制造摩擦、离心，更符合日本的战略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据称在海参崴的示威活动中某些示威者手举日本国旗，俄罗斯国家杜马安全委员会、国家杜马主席格雷兹洛夫先后表示，发现上述示威有外国势力和资金介入。（13）

中国主体民族社会内部区域发展失衡潜藏的政治离心风险。在中国，主体民族社会内部区域发展失衡同样潜藏着政治离心的风险，这种风险在某些地区已经全面公开：

“防止贫穷的大陆人瓜分台湾财富”一向是“台独”运动发动、裹胁追随者的法宝，这一点早已众所周知；即使在按通常标准衡量并无独立本钱的香港，也曾经有人企图制造类似问题。冷战时期，在中国大陆遭受封锁的条件下，香港作为整个中国大陆面向外部市场的窗口而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以至于其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远远高于中国大陆母体，部分香港资产阶级中随之滋生了分离意识。在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期间，就有香港企业家向我方人员流露出企图割据自立的思想，撒切尔夫人也在多年以后仍然遗憾未能操纵实现香港独立。时至今日，“港独”势力已经走上前台，活动堪称猖獗。

假如说港台的政治离心力相当程度上是长期与大陆母体分离的历史造就的话，那么，即使在大陆内部，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落差和未来取得更高经济增长的预期也会造成某种政治离心力。改革开放初期，大陆与港台人均收入相差悬殊，不少大陆居民想方设法取得与港台海外沾边的身份，然后便以此傲人，动辄称呼别人为“你们大陆人”。海南成立特区和建省之后，“你们大陆人”之类称呼便流行一时，俨然要与母体划清界限。在当时这样的思潮背景下，向内地走私汽车、靠扰乱全国市场以求海南局部私利的雷宇一度受到一些人追捧，实不足为奇。到了整个大陆经济实力有了长足发展、港台优势黯然失色、海南经济未能在全国出类拔萃之时，这种心态和意识也就烟消云散了。

就总体而言，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逐渐凸显，区域利益意识也悄然抬头并付诸行动，包括来自发达地区部分居民的自利意识，也包括来自落后地区部分居民企图靠封闭本地商品、劳动力市场等措施而减少自身竞争的自利意识。某些出于区域私利动机的行动和提案（如前些年广东省和深圳市某些地方两会代表、委员主张取消外来劳工社保支付的提案）颇有以邻为壑、甚至违反基本社会道义之嫌，却能在区域私利动机支持下振振有词；若能给这种本质上极端自私自利且目光短浅的行为抹上“民主”的油彩，似乎就更加理直气壮。至于某些落后地区某些居民的资源民粹主义主张，更是违反基本事实和客观经济规律常识，却能在某些扭曲的思想观念支持下说得理直气壮，近年颇有日益高涨之势。凡此种种，令人担忧的是，照此发展下去，这种区域利益意识是否有一天会发展成为政治离心力？（14）

开放经济发展腐蚀主体民族意志。更有甚者，无论是在普通民众还是在社会精英层次上，来自开放经济发展的某些影响都可能使得主体民族成员丧失对本国安全的正常判断，甚至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海外敌对势力对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吹捧，这种效果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因为在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某些国民有可能盲目追捧发达国家的生活风尚、意识形态，将囫囵吞枣全盘接受发达国家的一切论调视为“时尚”，却不懂得如何从本国利益的角度开展思考，甚至将盲目与本国政府对抗、损害自身利益视为荣耀。

尤其是在精英阶层，正如强世功所评述的那样：“新兴精英阶层在全球化的经济生活中享受短暂的和平和私人的快乐，以一种非政治化的天真在全球化的空洞许诺中丧失了政治意志、政治独立和文化自主，丧失了对生活意义的界定权和对生活方式的辩护权，只能以尾随者的心态努力追求被西方世界承认。”（15）近30余年来，否定我国维护国家统一、捍卫民族尊严的案例更是不胜枚举，精英阶层某些分子甚至进一步有意识地将此作为投靠敌对势力、卖国求荣的“投名状”。时至今日，中国分离主义势力最大的力量源泉并不在于其自身实力，而在于中国主流社会某些知识、政治、经济精英对其或明或暗的纵容或支持。

守成大国经济基础衰弱与分离主义兴起

力图赶超的新兴国家可能因为分离主义而断送其持续起飞、鱼跃成龙之梦，早已修成正果的守成大国同样可能因为分离主义而走向衰亡。作为工业革命的故乡、昔日殖民地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和诞生了近代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的“议会之母”，英国本土可能因为苏格兰公投而分离，无疑是2014年国际上最引人瞩目、历史影响最深远的重大事件之一。尽管主张留在联合王国的派别在此次苏格兰公投中获胜，但由于随之而来的是英国政府和主要政党面临兑现承诺扩大苏格兰自主权的压力，并进而对威尔士、北爱尔兰形成强烈示范效应，更由于英国政府“距离建立一个英格兰议会的计划并不遥远”（英国首相卡梅伦2014年9月16日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答复），可能形成“独立公投—扩大地方分权以求挽留—中央政府虚弱难以履行职能—地方进一步要求分权”的恶性循环，假以时日，英国恐怕终难避免解体命运。毕竟，当年波罗的海和外高加索的动乱对超级大国苏联仍然不过是癣疥之疾，但叶利钦带领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发布《主权宣言》则敲响了三百年来俄罗斯—苏联统一国家的丧钟。

从经济角度看，是第一个“世界工厂”的地位奠定了英帝国崛起的基础，也正是“世界工厂”地位的丧失决定了英帝国霸权衰亡乃至最终走向本土解体的命运。在这个昔日的“世界工厂”，苏格兰独立派描述的独立后头号经济利益“大饼”，居然是可以独享北海油气资源，而不是领世界前沿的先进制造业，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能显示这个旧帝国已经何其没落了。在英国制造业相对衰落的进程中，其地方自治体制的影响不可忽视；而奠定霸权的经济基础削弱，又反过来激励了地方围绕缩小的大饼不择手段争夺更多份额，离心力由此上升。

“世界工厂”——英国崛起的根基。按照中国发展经济学界和现代化研究者中流行的说法，英国的现代化进程被视为典型的“先发”和“内源”型现代化，即主要凭借内部创新而自发演进，率先主动进入现代化进程，依靠市场力量而实现现代化。实际上，如前文所述，英国曾长期将荷兰视为学习和赶超对象。依靠制造业赶超的成就和率先发动产业革命所赢得的制造业压倒优势，英国才得以通过数次英荷战争摧毁了荷兰曾经拥有的欧洲经济霸权，自己取而代之。正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观察，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中，马克思才如此总结：“现在，工业上的霸权带来商业上的霸权。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却是商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的优势。”（16）恩格斯也将英荷战争视为工业霸权战胜商业霸权赢得统治地位的历史转折点。

英国依靠工业优势夺取了经济霸权，又依靠率先发动和完成产业革命所造就的长期压倒优势以本国为核心重新塑造了整个国际分工体系，形成了工业化与对外贸易、航运、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作为最早的“世界工厂”，英国工业品成为横扫世界市场的“重炮”，英国经济的贸易依存度显著上升。1688年，英国出口占国民收入的5%，100年后这个数据增长到15%，到19世纪80年代早期，出口已占英国国民收入的30%。（17）制成品出口的高增长，为英国制造业赢得了更大的规模优势，压缩乃至消除了海外市场上当地竞争者成长的空间，并为英国辅之以武力征服等手段将其他国家纳入自己的国际分工体系奠定了基础，俄罗斯、印度、埃及、阿根廷、西印度群岛……一个又一个国家和地区由此沦为向英国提供初级产品的“行星国家”，曾经占据世界制造业顶峰近两千年的中国也未能幸免。本国主导的国际贸易持续大幅度增长，既为英国航运业提供了有保障的市场，也激励了英国政府和民间对航运业的持续投入，以确保英国的海上霸权。英国航运业的发展，不仅牢固把持了本国航运业务，而且控制了其他国家航运业务的很大份额，航运业自身也成为英国取得国际收入的一大产业。依托以制成品为主导的国际贸易，贸易融资、保险等金融业务发展起来；持续的巨额贸易顺差和经常项目收支顺差，又成为英国大量对外投资资本输出的源泉，进一步将英国的金融霸权扩张到全世界。

正因为工业优势和“世界工厂”地位是英国霸权的根基，19世纪英国著名诗人萨克莱（W·M·Thackeray）才在《五朔节短歌》中如此咏唱：

看那儿机器在运转不息：

英国的这些征服的武器，

是它不流血战争的胜利品，

这些多么卓越的利器。

战胜了波涛和大地，

靠它们航行，织造和耕犁，

洞穿了绵亘不断的丘陵，

横跨过重洋万里。（18）

金融资本过度壮大损害英国工业发展动力。英国霸权源于工业优势和“世界工厂”地位，同样也因为工业优势动摇、丧失而相应动摇、丧失。在19世纪80年代前后启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中，英国这个老牌工业国落后了，后起的美国和德国相继完成跨越式发展，占据了电气、内燃机、化工等新兴产业的统治地位，主要工业品产量超过英国。尽管英国造船、军火、棉纺织等主要制造业部门产出绝对规模此后几十年里仍在继续增长，但英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而随着工业优势和“世界工厂”地位丧失，英国工业化与对外贸易、航运、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被彻底逆转，以至于这个传统的贸易顺差大国陷入持久的贸易逆差，在截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120年里，只有两年是顺差，其余各年都是逆差。（19）两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帝国瓦解、英国丧失金融霸权……，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因为英国工业优势和“世界工厂”地位不保，昔日以英国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相应难乎为继。

英国丧失工业优势和“世界工厂”地位，根源何在？这不仅仅是因为英国工业界自身的失误，诸如对新技术革命态度过于保守、过于害怕发展新技术新产业的失败等，在更高层次上，更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缺陷，以及欧洲的某些政治传统，包括其地方自治传统。

工业持续发展离不开投资；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产业纺织工业、蒸汽机等相比，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产业电气、内燃机、化工等规模效益要突出得多，对更大规模资本集中和投入的需求相应更为殷切。然而，在当时资本积累高居世界之冠的英国，投资者却未能如同美德两国大多数投资者、企业家那样心无旁骛地发展新工业，而是把过多资本投入金融和对外投资，投入制造业更新发展的资本相应减少，而金融资本膨胀又有着植根于市场经济的深刻的必然性。在《资本论》第一、二卷中，马克思确认，“产业资本是唯一的这样一种资本存在方式，在这种存在方式中，资本的职能不仅是占有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而且同时是创造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20）因此，产业资本一度得以凌驾于生息资本、商业资本这两类“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21）之上，并使货币和商业资本成为资本的“职能机构”或特殊营业部门的承担者。然而，马克思在指出他所处时代产业资本的优势地位之后，便发出这样一种警示性的说明：“正因为价值的货币形态是价值的独立的可以捉摸的表现形式，所以，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上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22）在通过产业资本完成了资本积累阶段之后，部分纯利润开始结晶出来成为独立自主的货币资本，并建立起一系列机构显示出自己的“自治”，即面对作为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唯一源泉的资本的自治，甚至逐渐迫使后者接受自己的某些特殊规则。

在这里，马克思已经预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货币资本的潜在优势，而在列宁和希法亭（二十世纪前期德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时代，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已成现实。受种种条件所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金融资本的研究多数集中于德国等中欧地区，借助国民经济统计理论与技术的进步，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得以在更广阔的空间、时间跨度上对金融资本的发展进行更精密的定量研究。从米尔顿·弗里德曼到雷蒙德·戈德史密斯，他们对金融深化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上述论断。如果说当时美德两国并不掌握国际金融霸权，因此，其资本即使艳羡金融暴利也常常不得其门而入、只能投向实体经济部门的话，那么，在当时已经牢固掌握国际金融霸权上百年的英国，金融资本拥有足够的空间发展壮大，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反噬了产业资本发展壮大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