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经济传统的内在危机（4）

在英国掌握金融霸权情况下，持续的大规模对外投资也从多方面损害了英国工业持续发展的潜力。一方面，过度的海外投资减少了英国本土制造业可用的资源。另一方面，持续的投资收益回流大大抬高了英国国内房地产等项资产价格和人力成本，由此大大提高了英国国内制造业的发展成本。在清朝时的票号大本营山西太谷、祁县，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香港、台湾，新世纪以来的温州，我们都可以看到类似机制程度不同地发挥作用。

不错，目前英国的金融业仍然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伦敦城依然是仅次于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世界各地的富豪依然挟着巨额资本涌向伦敦，以至于伦敦的房地产价格年复一年高耸入云，英国众多普通劳动者也从中分享了一杯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依然位居世界前列。然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失去了领先世界的本土制造业的坚实基础，一旦美英盎格鲁—撒克逊共同体的军事霸权禁不住种种外部冲击和内部侵蚀而动摇，英国金融业能够长久保持其“江湖地位”和收益水平吗？

地方自治传统的两面性消除英国工业持久领先潜力。在一定程度上，欧洲的某些政治传统对英国制造业丧失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也难辞其咎，地方自治传统就是其中之一。一个有保障的庞大国内市场对于一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越是规模效益突出的产业，国内市场规模的重要性就越是突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际，国内市场规模不够大对英国本身还不是什么致命缺陷，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局限于欧洲国家，英国人口和市场规模则在当时的欧洲国家中领先，且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规模效益不甚突出的棉纺工业为代表，当时英国还能够用武力将“自由贸易”强加于后起和潜在竞争者；然而，到后发国家纷纷实施产业政策力图赶超英国之时，在以电气、化工等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对规模效益要求日益提高的环境下，而且第二次工业革命扩展到了欧洲之外的大国，国内市场规模不够大就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英国新兴产业诞生、发展的一大障碍。与美国、德国相比，当时英国制造业丧失了规模经济优势，面对美国竞争对手时，这一缺陷尤为突出。

作为拥有最广大殖民地的帝国，英国之所以会陷入国内市场规模不够大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源于希腊—罗马的欧洲殖民主义自私狭隘传统，而这种传统在相当程度上与地方自治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的统治集团富有“天下为家”的胸怀眼界，即使起源于一地，在开拓了更大国土之后，也会将整个统治地域、所有人民视为一体，重新布局自己的统治中心。秦人在兴起过程中多次远距离迁都；秦朝被推翻后，身为楚人的刘邦选择以关中为大本营，在有利时期没有听从谏言定都关中而是决定东返楚地的项羽则被正史讥为“沐猴而冠”；……正因为如此，尽管历经波折，中国国家的总体发展趋势仍然是不断壮大，也为今日中国制造业发展留下了无与伦比的规模效益优势。

欧洲则不然，从希腊—罗马开始，一个城邦、一个部族、一个王国的对外开拓就被视为老城邦、老部族、老王国获得新的压榨对象，那种“天下为家”的胸怀，那种在开拓之后将整个统治地域、所有人民视为一体重新布局的做法完全是不可想象的，这也使得新开拓地区的人民对其缺乏向心力，即使是来自母国的移民及其后裔也是如此。西班牙和葡萄牙征服了比本土辽阔数十倍的美洲，但他们的王室并没有迁都美洲，葡萄牙王室虽然一度为躲避欧洲大陆战乱而迁居巴西，但在战争平息之后立即返回伊比利亚半岛，结果王室刚刚返回欧洲，留镇巴西的太子就自立称帝；英国王室、英国政府也没有迁居北美大陆。倘若当年西班牙政府迁往美洲，如今的西班牙可能还是一大强国；如果当年的葡萄牙王室永久留居巴西，今天的世人将看到一个强大的巴西—葡萄牙国家；如果英国王室和政府迁居北美大陆，那就不会有美国独立战争，我们会看到一个比今天的美国、英国加起来更为强大的国家。同样是这种传统，使得即使是苏格兰这样的地区，并不是被英格兰压榨的对象，相反充分分享了帝国利益，所得甚至超过贡献，经历了数百年联合也未能与英格兰彻底一体化，埋下英国解体的隐患。

无需否认，在中世纪末期，地方自治体制和众国林立造成的竞争曾经激励了创新的涌现与推广，对西方崛起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昔日的成功做法不等于今天的成功，更不等于明天的成功。相反，昔日成功的做法成为后来受挫的根源，这样的现象在经济、科技、军事、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比比皆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起源和发展中，“通过实干来学习”的英式教育模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但从18世纪末起，随着科学开始引领技术进步，系统正规的教育表现出学徒自修模式所不可比拟的优势，结果欧洲大陆在电力、化工等当时先驱产业领域跃居领先地位，英国则因深陷习惯罗网而滞后。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英国的地方自治体制就曾经成为电力事业发展的拦路虎，有些地方的市立煤气管网成功地抵制了电气化，有的地方则建起了多层重复的电力网，每个网都有自己的电压设计和硬件设备。直至20世纪90年代，英国电器购买者还必须应付多种多样的插头和插座，而且顾客必须向店家点明自己要哪一种可用设备。（23）现在，这种地方自治传统极端化所带来的偏狭，又将把整个英国经济和英国国家乃至欧洲带向何方？

结束语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从人类文明起步之际，跨境、跨文化的接触和交流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一方面，它有助于增进知识和物质利益；另一方面，它又有传播疾病的风险；为此，人们不得不权衡这种接触的成本和收益，决定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时期内接触的广度和深度。正因为如此，热带地区形成了更多的语言和文化，因为这一区域寄生虫和疾病种类最多，跨境、跨文化传染的风险最高，人们不得不更多地生活在较小的群体中，从而形成了更多的语言和文化。直到今天，开放经济的发展仍然具有两面性，盲目片面一味主张“扩大对外开放”无助于解决我们面临的现实和潜在问题，只有正视严峻的现实，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趋利避害，进而可持续地发展开放经济。

“夫圣贤之谋事也，为之于未有，理之于未乱，道不著而平，德不显而成。其次则能转祸为福，因败为功，值困必济，遇否能通”（【晋】江统：《徙戎论》）；时至今日，开放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外资垄断、外部经济金融危机传染风险、涉外利益集团出卖经济利益等问题已经较为明显，而开放经济发展可能危及国家政治统一的风险还暴露得不够充分，这就格外要求我们增强预见性，防患于未然。而从长久可持续地维护国家统一经济基础的视角看，在中国投资率和消费率高低、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中某些“过度投资”和“浪费”现象、中国出口依存度等问题的争议中，某些流行的观点可能已经陷入误区。

这次香港“占中”动乱也不例外。“占中”的操盘手们得以成功动员起这么多香港青年参与街头动乱，重要原因之一在于香港这些年经济社会发展积累了不少问题，许多年轻人看不到向上流动的发展空间，郁闷和无名怒火被有心之辈刻意引燃利用。然而，香港的经济价值正是来自其作为中国经济门户的地位；香港青年反感的这些经济社会问题，相当一部分就是源于香港与大陆经济社会一体化不足；这场动乱以进一步加深香港与大陆之间社会鸿沟为目标，对香港经济的深刻损害已经造成，并将继续加深，又恰恰只能大大压缩香港青年整体发展空间。

希望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实现持续跨越式发展的后发国家和地区可谓多矣，能够修成正果者微乎其微，大多数这样的经济体在经历了一时的“起飞”之后就因为人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猛涨、资产泡沫急剧膨胀而迅速丧失竞争力，而此时由于发展时间太短而还来不及积累起自主经济升级的实力。相比之下，20世纪70年代末广东全面走上开放经济之路时，珠三角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泰、马等东南亚国家；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贸易大国，广东则是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中国第一经济大省，珠三角发展水平堪比中等发达国家，是海外市场上生机勃勃的新兴投资者。同是奉行出口导向增长模式，为什么珠三角能够实现连续三十年的持续高增长而其他绝大多数这样干的后发国家和地区不行？关键原因之一在于广东不是一个独立国家，而是泱泱大国的一个省，因此能够源源不断得到来自其他省区劳动力、销售和投资市场的供给，从而有效地遏制了成本过快上涨和资产泡沫过度膨胀，得以在越来越大的生产规模上长久保持并增强国际竞争力；最终待到全国都出现成本明显上涨而有可能危及单一的价格竞争力时，已经经历了足够的发展时间，积累起了足够的实力自主开展经济升级。

香港本来就是作为中国大陆经济门户以转口贸易起家的，在中国大陆遭受来自东西方阵营全方位封锁时充分利用了其因此而凸显的中国对外窗口地位，改革开放后又抓住时机向珠三角和更广大内地转移出口导向制造业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但近20年来，对比珠三角，香港的经济升级不太理想，资产泡沫膨胀则难以承受，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之所以如此，不能不归因于与内地一体化不足。这个问题不是源于中央政府和内地社会排斥，而是源于香港社会比较普遍存在的意识误区，这种意识误区过度强调香港的高度自治和与内地的不同，以至于在很多地方要刻意与内地区隔。回归以来，赴港澳的内地游客倘若没有开通移动港澳漫游业务，其携带的内地手机一过深圳关口就没有信号；在澳门很多地方则仍然可以收到珠海的信号并正常使用。

香港要充分利用内地经济起飞的机会，要缓解成本过度上涨趋势，要便利香港老人在内地养老以缓解香港的问题，要为港人在内地发展和吸引内地人才扎根香港、献身香港发展，需要积极主动参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但正是这种刻意区隔的心态，使得上述许多必要的对接工作做起来都磕磕碰碰。而一些貌似保护港人机会的做法，也大大提高了香港的成本，降低了香港的效率，最终是压缩了港人发展的空间。

例如限制内地蓝领劳动力的做法。根据笔者在港珠澳大桥工地考察所见，现在香港建筑行业劳动效率比内地企业低很多。在地基处理中做排水板，同样是熟练工，内地中交集团熟练工每小时60个，香港熟练工每小时20～30个，工资却比内地工人高得多，结果就是港珠澳大桥香港负责段单位长度造价是大陆方的3.5倍至4倍。如果香港劳动力市场对内地开放范围不仅包括高级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也包括合适部门的蓝领劳动力，必能缓解香港服务价格上涨和成本上升压力，提高香港蓝领劳动环节工作效率，最终有助于整个香港经济效率提升。港人不要以为对内地劳动力更大程度开放是抢夺港人饭碗，恰恰相反，这样能给港人在香港、内地乃至海外创造更多饭碗。作为自由港，香港只有在更大范围内充分发掘利用大陆和全世界优势，才能铸造香港经济的效率优势，才能为香港居民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