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博弈：中国市场的太极推手（2）

地方政府竞争对管制的消解作用

张五常把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这一说法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也说明了很多问题。

1995年，中国政府通过新的《预算法》，确立了中国财政联邦制的框架，至少在条文上，地方预算仅仅对本级政府负责，不再对上级政府负责。地方政府有了更加清晰的权力界限与财务自由。再加上官员晋升中经济增长优先原则的贯彻，中国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开始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统一政策缺少考虑地方实际情况的困境，使得地方政府的施政变得更有灵活度。

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地方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没有完全尊重中央的权力，例如，中央政府规定，对企业税收的减免权在国务院，事实上，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地方所进行的税务减免是以市县为核心的，甚至很多地方乡镇政府都出台了众多对私人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

在中国引起巨大争议的“18亿亩耕地红线”，是地方政府分权竞争的生动写照。由于土地收入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地方政府有着强大的卖地冲动。而中央政府则强调，没有他们的批准，谁也不能把耕地用途转换为工商业用地。宣布耕地红线的做法，就是中央政府宣示决心的一种做法。可这种做法真的能够保护耕地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就在几年前，在中央政府的宣示中，耕地的红线还是“21亿亩”，前一个口号的余温还在，数字就迅速变成了“18亿亩”，让公众难以相信政府保护耕地的诚意和能力。

中国的地方政府间竞争，其最大的动力机制，来自于GDP增长率的考核，政府官员个人的升迁，与GDP增长有着直接关系。为了提高GDP的增长率，每个县政府都配备了一套立体式的招商机构，有代表性的是统一的招商局，以及各个政府部门下设的招商办公室。全国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把招商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能不能够招到商，取决于几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是天命，城市的区位因素，交通便利程度，人口、资源的丰富程度等。第二个是后天的努力，土地政策、税收政策、补贴政策、资金政策等不一而足。为了找到合适的项目，有些地方政府不惜代价，不仅可以减免税收，甚至可以把土地和建筑作为礼物直接赠送出去。

2010年1月，国务院颁布法令，调整驻京办数量，加强对驻京办的监管——这是中国故事的一个典型结局：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在不同的阶段，招商局有着不同的招商对象，也有不同的操作办法。但总的说来，地方政府撬动招商的最重要武器，是土地，通过对土地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规划和开发。比如较早的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西安高新区等。到今天，园区的建设遍布中国大小城市，有些园区在短时间之内就变成高楼林立、绿树成荫的现代化城市，也有的园区只有几栋孤零零的建筑，杂草丛生。

矗立在三环四环两侧的各个省份的驻京大厦，是权力磁铁的忠实见证。2014年5月24日，久候多时的广东湛江市长王中丙，盼到了湛江钢铁项目的核准批复，他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在发改委的门前向前来采访的媒体展示批复内容，并忍不住拿起批文亲吻。是什么力量可以让一个地方市长如此欣喜若狂呢？这一纸批文的背后，是持续34年跑项目的努力，和总价值696.8亿人民币的投资。这是一个让地方政府欲罢不能的选项，比起争取到几百亿的投资，一个地方政府一年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进京感情联络费用投资就不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