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博弈：中国市场的太极推手（3）

中国的地方政府间竞争，其最大的动力机制，来自于GDP增长率的考核

驻京办不仅是每个省一个，确切来说，是很多县都有一个。尽管没有确切数字，不过坊间流传的驻京办数量会超过几千个。对于一个基层政府来说，既无科技，又缺文化，想要提高生产力，唯有跑到掌握大权的中央机关面前烧香了。王晓方的小说《驻京办主任》，摸到了驻京办的一些知识细节，其中的一些描写令人瞠目结舌，大开眼界。2010年1月，国务院颁布法令，调整驻京办数量，加强对驻京办的监管——这是中国故事的一个典型结局：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不改变中央机关掌握巨大审批权力的现状，几千个驻京办就难以随着一纸文件而归位消失，它只是换一种名称和方式存在，褪去原有的鲜艳外壳而已。

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就这样转眼铺开了。在大部分的地方，你可以发现，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招商引资和维护社会稳定。中国政府发展出来一个独特的发展逻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胆子要大一些”、“市场在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及“稳定压倒一切”。这些略显矛盾的原则，同时成为悬在地方县市首长头上的利剑，哪一把他们都不敢小觑，哪一把他们又都能轻松地拿起来舞动。

地方首长被赋予了过多的权力和责任，他们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中国经济秩序混乱，社会腐败严重的直接推手。

传统商业文化对管制的消解作用

胡雪岩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著名历史和文学人物，被不同的作家和导演，反复写成小说、拍摄成为影视剧，演绎出各种商业故事和浪漫爱情。胡雪岩是徽商代表人物之一，从今天的江南药王“胡庆余堂”到上海的中外商人蚕丝大战，胡雪岩亦官亦商，半官半商。他的足迹代表了中国现代商业从雏形就开始的纠结。胡雪岩在经商过程中，与朝廷上下结下了不解之缘。加入了洋务运动大将——左宗棠的麾下督办商业。

商人在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中，社会地位一直是比较低的，各朝政府都采取有意压制的政策对待商人。这使得商人的生存空间出现困难，商人的财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商人为了盈利，也为了获得安全感，投靠到不同的朝廷大员名下，不啻为一件名利双收的事情。所以，复杂的政商关系起到了双重作用，一方面为商人拓展了生存空间，间接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发展了经济，改善政府的财务状况。但同时也给政商结合、官员腐败埋下了种子。

今天的中国，商业已经不再是被社会歧视的职业，但滋生传统政商关系的土壤并没有改变。中国依然是一个典型的政府主导的经济体，政府在经济发展、项目审批、产业政策扶助等方面拥有无比的权力，并且直接控制和经营了规模巨大的国有企业。尽管私人经济的发展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政府也已经在各个法律和文件中一再重申政府依法保护合法私人财产，但私人经济的安全感和稳定性，依然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只要考察一下每年中国富裕阶层往西方移民的数据，就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一点。

传统的政商关系为稀释计划经济色彩的管制经济提供了动力，通过各种方式的特批、例外、试点，使得原本不被允许的商业有了存在的空间，中国反而成为令诸多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大跌眼镜的商业实践场。许多在其他资本主义经济体难以做到的亲商实验，却在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大行其道。这也使得中国经济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与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中国的市场管制更加复杂和无规律可循，管制的基本逻辑既不是标准经济理论，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一方面，中国的管制更加侧重于市场准入和逐项审批；另一方面，在诸如食品安全、操纵市场、消费者权益、劳动者权益等领域，监管松懈而乏力。如果用一句话解释，中国的经济管制，由于过多的政商嵌入而演变成了利益管制，管制不是以社会利益为目标，而是以管制者和生产商的利益为目标。管制异化成为强势群体获取利益的手段。这与传统中国的管制逻辑一脉相承。对于晚清、晚明这样的封闭经济，政商交错使得商业得以继续和繁荣，但对于一个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开放经济来说，它带来的挑战越来越多地多于其促进作用。

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样的说法已经成为各界共识时，重新梳理政商关系，建立透明、开放的政商关系，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