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苏共亡党的意识形态教训及时代警示（3）

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雅科夫列夫竟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部长，成为苏共掌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人物，可见苏共意识形态之混乱。雅科夫列夫1969年起担任教授，当时苏共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苏斯洛夫对他既做官又搞“研究”极为反感，但却没有认清其本质并将其从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领导岗位上清除。而更可怕的是，戈尔巴乔夫竟然重用了这么一名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主管苏共意识形态工作，是多么荒唐、可悲和可怕！在戈尔巴乔夫实行改革的头几年，雅科夫列夫就通过对戈尔巴乔夫施加影响和利用负责领导宣传舆论等意识形态工作的权力，力图改变苏共的性质和毁掉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在掌握了苏共意识形态大权后，雅科夫列夫更是开始四处作报告、发表讲话甚至公开撰写文章，鼓吹所谓“民主化”、“公开性”等，被称为“公开性之父”。并且，为了达到操纵整个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目的，雅科夫列夫特意安排西化思想严重的所谓自由派人士出任一些报刊杂志的主编，使这些媒体成为可以供他自由使唤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在雅科夫列夫的主持和操纵下，1986年至1988年间，《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星火》画报、《莫斯科新闻》、《论据与事实》周刊、《莫斯科真理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青春》杂志、《新世界》杂志等苏联一批最有影响的报刊先后被自由派“新人”接管，苏共《真理报》、《共产党人》杂志、《经济报》等报刊的编辑部被大幅度调整，其中苏共机关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杂志的主编、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的科索拉波夫竟然被解除职务。此后，这些在全苏很有影响的主流报刊开始为所谓“民主化”、“公开性”煽风点火、左右舆论，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充当马前卒。[18]

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干部 “西化”不仅使得坚持真理的人声音较弱，而且还被孤立起来甚至遭到打击报复，典型例子就是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列耶娃在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我不能放弃原则》这封信引发的风波。安德烈耶娃在信中说，当前报刊上轰动一时的文章只能教人迷失方向，是给社会主义的苏联抹黑。这封信在各共和国、地区、城市和行业报纸被转载937次，在全党甚至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安德烈耶娃所在的列宁格勒工学院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社会各阶层人士成千上万的信件，其中超过80％的来信充分肯定她在信中的意见。大量的信件还寄到了《真理报》，这些信件中支持安德烈耶娃观点的也超过了80%。[19]面对这一切，所谓的“改革派”感到非常不安和惊慌，于是便将安德烈耶娃的行为污蔑为“保守势力和苏共旧势力”的反攻倒算。苏共中央政治局接连两天为此事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目的竟然就是要制止和反击这股所谓“反对改革的势力”。结果戈尔巴乔夫将坚持马列主义原则、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调整为主管农业，取而代之的是曾留学美国、西化思想严重的雅科夫列夫。在雅科夫列夫直接授意下，《真理报》同年4月5日发表了一篇精心烹制的反击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对安德烈耶娃给予全面反击和彻底打压。《真理报》不仅将安德烈耶娃的信称为“反改革分子的宣言”，而且把安德烈耶娃称为“改革的敌人、斯大林主义分子、保守派、机关官僚、党的权贵代表”[20]。此后，坚持真理者的声音越来越弱，各种攻击、谩骂甚至公然反对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整个苏联历史都被描述得一团漆黑。由此，已经被撕开裂口的苏共思想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大堤，急剧滑向崩溃的边缘。[21]

面对党内外不少势力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肆无忌惮地攻击的混乱局面，苏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也曾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要求召开中央会议认真讨论党和国家的形势，并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予以反击。而雅科夫列夫却拒绝这样做，并认为改革正在正常地进行着，当时的混乱局面是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困难，不要这样不安。就这样，雅科夫列夫利用其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权力，竟继续指挥苏共的媒体去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反共、反社会主义竟然成为雅科夫列夫的主要工作，其根本目的就是改变苏共性质和毁掉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个人掌舵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其巨大危害性可想而知。

当前，我国包括新闻单位以及其他意识形态机构在内一些部门和地方在选拔任用干部时，往往忽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修养，一味强调所谓的海外背景、懂市场、会经营等，使得一些在海外留学时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甚至与我们党离心离德的人走上领导岗位，在党员群众中引起争议。苏联解体的悲剧警醒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严把党的干部选拔关，一定要首先考察拟选任者的意识形态立场，警惕一些的野心家、阴谋家混入我们的队伍，防止其进入我们内部尤其是我们的权力决策部门或职能部门的高层，以深化改革、解放思想、发展创新为幌子，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塞入他们渐进西化的私货，通过渐进潜行把改革引入他们事先设计好的陷阱中。其中，特别要严防主管意识形态、中央和地方主要新闻媒体等工作的重要岗位失控，这是敌人最终颠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环节。并且，我们应该尽快行动起来，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等权威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著名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培养一批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坚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立场和过硬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力的意识形态专业人才，充实到中央和地方宣传主管部门、中央和地方主要新闻媒体和理论研究机构中去，让他们当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的守门员、把关人。

二、国内外多种错误思潮泛滥危害巨大

统一思想是正确行动的坚实基础，是团结统一的根本前提，也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任何一个执政党的灭亡，都必然伴随着思想的混乱，尤其是错误思潮的泛滥。分析苏联亡党的整个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导致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到戈尔巴乔夫提出“意识形态多元化”、“民主化”、“公开性”等，导致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等反动思想甚嚣尘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逐渐被放弃、取代。国内外多种错误思潮泛滥不仅危害巨大，更成为苏共亡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一）对斯大林等重要领导人的攻击和诋毁摧毁了苏联人民的理想信念的基石

作为一种产生于19世纪俄国的怀疑主义哲学，虚无主义不仅否定任何形式的审美观念，而且反对科学、哲学和现存的社会秩序等。历史虚无主义则是通过否定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历史，摧毁其价值自信，从而毁掉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在20世纪50年代、80年代，苏联上演了两出历史虚无主义的闹剧，不仅大肆攻击、诋毁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而且全盘否定十月革命、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等伟大成就。虽然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所作所为的目的、手段、性质不同，强度、力度、裂度也不一样，但都是在动摇甚至摧毁人们的精神支柱和理想信念基石，摧毁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基础。

苏共历史上的第一次虚无主义泛滥开始于苏共二十大即将闭幕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1956年2月25日，苏共二十大最后一天的凌晨，1340名会议代表被紧急召集到会议大厅，由赫鲁晓夫作了长达四个小时的“秘密报告”。“秘密报告”题目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从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斯大林违背集体领导原则实行个人专断、斯大林违反法制进行大规模镇压的错误、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错误、斯大林在经济工作中的错误、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斯大林在处理苏联同南斯拉夫关系方面的错误等七个方面，对斯大林进行了所谓的揭露和批判。虽然赫鲁晓夫突然抛出这个后果和影响都极为严重的“秘密报告”是有针对斯大林时期特别是斯大林后期个人迷信已经成为苏联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的现实原因，但这份存在着严重失实的“秘密报告”在评价斯大林时采用了表面上抽象肯定、实际上全盘否定的方法，处处把领袖作用同政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对立起来并使用对敌斗争的语言，并且很多地方是在捏造事实攻击、诋毁斯大林。这就导致原来人们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虽然被彻底打破，但也导致人们开始对苏共和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再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宣传的影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不久便开始在苏联出现。在一些公开场合，斯大林的画像被当众扯下来撕碎；在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出现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在游行活动中，甚至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打倒苏维埃”的口号。[22] 这就导致了苏共乃至全体苏联人民思想上的分裂和意识形态的极大混乱，从根本上动摇了包括苏共、西方共产党等在内的整个共产主义世界，注定了苏联在与美国的冷战中的失败。俄罗斯科学院历史学博士博卡列夫在《苏共二十大与地缘政治》一文中指出，苏联解体的客观基础是苏联人民缺乏团结统一的价值体系，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团结统一的价值体系被破坏的开端。这个报告损坏了使苏联人民紧密团结的领袖形象。[23] 赫鲁晓夫随后决定莫斯科红场从此不再悬挂斯大林画像，并要求中国等国家也不要挂斯大林画像，后来又把斯大林遗体从红场的陵墓中迁出，把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立场向全世界公开。这种“非斯大林化”的言行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了极大混乱，打破了苏联一代青年人的社会主义信仰，动摇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破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开了否定苏联历史的虚无主义先河。更严重的危害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当时刚走上和正要走上独立生活道路的年轻人产生了特别巨大的影响。当时的不少年轻人完全接受了赫鲁晓夫的观点，甚至自称为“二十大的产儿”、“六十年代人”。这些人后来步入政界之后，其中不少人成为加快苏共亡党进程的重要力量，戈尔巴乔夫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戈尔巴乔夫不仅亲口承认自己是“苏共二十大的产儿”、“六十年代人”，认为赫鲁晓夫的经验具有特殊意义，甚至承认他实行的所谓“改革”与苏共二十大之间存在“有机联系”，并认为这是一件事情的不同阶段。正如他在2001 年 3 月接受俄罗斯“灯塔”电视台采访时所承认：“我们是苏共 20 大的孩子，苏联 60 年代的历史对我们影响很大，年轻时我们是怀着对党的信任和忠诚入党的，但苏共20 大以后，我们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24]而这种国家领袖级的破坏者实在是太可怕了，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