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强国建设的战略布局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工业规模跃居世界前列，在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在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的22个行业中，我国的产值均居第一或第二，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但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总体竞争实力在全球处于第三梯队。

树立制造业是战略基石的理念

金融危机后各国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的调整，无不显示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发达国家致力于长期保持产业竞争优势的力度在加强，国际产业竞争加剧的趋势在强化。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坚定不移地把工业作为实体经济的主体，突出工业强国在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地位。提升基础产业发展能力，建立工业共性技术的国家研究开发体系，实施重大工程，着力突破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基础制造装备瓶颈约束，大力发展3D打印、智能制造等新兴技术和产业，抢占新一轮经济科技竞争制高点。完善工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环境，完善和规范金融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创造一个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政策和环境。

面对新一轮产业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发达国家纷纷结合自己的国情提出一系列新战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有条件、有基础、有能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两化深度融合之路。全球互联网经济正呈现出中美“双子星座”的发展格局，全球互联网企业市值最大的30家企业中，中国有8家、美国有18家。中国在移动终端、通信设备、电子商务、及时通信、搜索引擎等领域正走到世界的前列，并催生出了一系列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形成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潮流，激发了全社会活力。在全球产业竞争的格局中，中国信息经济领域赶超的进程、动因、路径、模式独特，这些变革极有可能孕育着一种中国“新经济”的雏形，是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和紧紧把握的重要机遇。

打造国家产业治理新型能力，是应对当前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当务之急。如同工业经济瓦解了传统农业经济的管理体系和运营模式一样，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发展也将会形成一个新的经济运营模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国家产业治理能力，这一能力将内嵌在国家竞争体系，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其核心是培育两个基本能力：一是适应性制度的创新能力。跨越发展的背后是技术经济的赶超，也是制度优势的赶超。这需要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对新技术冲击经济社会影响的快速感知、精准评估、高效决策、实时调整并不断验证优化的新机制。二是复杂经济的管理驾驭能力。两化融合对行业管理提出了新要求，能够妥善处理鼓励创新和加强监管的关系，能够建立一个允许新经济模式不断孕育、发展和扩散的良好环境，建立一种有效管理复杂经济形态的新组织，这也是国家产业治理新型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

把握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客观认识中国的优势和挑战，做好制造业强国、两化深度融合的顶层设计，把智能制造业作为应对新一轮产业变革的主攻方向。当前重点是围绕制造业产品、装备、生产、管理和服务智能化发展趋势，依托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改造资金以及试点示范，加快智能工厂等新生产组织方式普及。一是研究制定重点行业智能制造单元、智能生产线、智能工厂核心技术和装备自主发展路线图，坚持需求牵引、系统推进的思路，提高重大成套设备及生产线系统集成水平。二是推进重点行业智能制造应用示范，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分类开展智能车间、智能工厂试点。结合行业特点，发展大规模个性化定制、云制造、智能物流管理。三是以构建自主可控的工业操作系统及开放平台、开发工具、通用芯片、系统解决方案为重点，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智能制造生态系统。

整合产业资源，把高端装备制造业自主发展能力建设作为突破口。在实践中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完善政策环境、健全服务体系、强化产业支撑、建立创新机制，激发企业内生动力。一是增强智能装备国际竞争力。充分发挥大国大市场优势，构建需求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资金的快速响应与传导机制，加快航空航天、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3D打印）、工程机械等先进制造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二是全面提升制造业产品智能化水平。完善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的协同创新机制，发展智能汽车、服务机器人、消费电子、智慧家庭、可穿戴设备等产品，带动制造业产品高端化发展。三是组织实施工业强基工程。针对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四基”），支持产业链上下游开展协同创新和联合攻关，系统解决研发、设计、材料、工艺、检测和产业化等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