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百年心路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开始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和现代知识分子。对我而言，这种研究是合二为一的。通过对思想史的研究，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通过对知识分子经历的个案研究，我对那些“思想”产生的背景、语境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对那些“思想”的认识也更深刻。《孤寂百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十二论》研究、探讨的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超越

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深刻的社会转型。正是在那真正天翻地覆大变动的时代，与传统的“士”几无关系的容闳能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第一人”，便是这种裂变、质变的深刻象征。容闳1828年出生在广东香山紧邻澳门的一户贫困农家，在华夏文化版图中，此地长期处于“边陲”，被视为荒蛮之地。他从小就读于澳门为传统士大夫所不知甚至所不齿的教会学校，一个偶然机会使他赴美求学，于1848年进入耶鲁大学。他亲眼看到了西方的富强，更感到中国的落后，在大学未毕业时就下决心：“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1854年回国后，他就为此目标终生奋斗。

为了实现理想，容闳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一切可以利用的政治力量、社会阶层，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再到维新运动，最终，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中，一个时代、一个阶段总是迅速被另一个时代、另一个阶段取代。前一个阶段的推动者、参与者，往往成为后一个阶段的反对者。现代中国，这种历史人物不可胜数，因为自身利益或思想观念的原因，多不能超越自己原来的立场、观点，然而容闳却能超越自己曾经参与甚至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阶段”。这种超越性源于只忠于自己的理想、原则，而不忠于、不依附任何其他政治利益集团。换句话说，他一直在寻找、利用能实现自己理想的政治力量，一旦发现这种政治力量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新出现的政治力量与自己的理想更为接近，便转身而去。独立性与超越性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所以，容闳确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的标志。

结构新方式与新知识生产

作为具体的个人，容闳的经历纯属偶然；但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符号”出现的“容闳”，却是中国现代性转型进程中的必然。作为个人，容闳与“士”毫无关系，但作为一个群体、一个阶层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却是由传统的“士”脱胎而来，因此与“士”有着千丝万缕、藕断丝连、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从冯桂棻、王韬、薛福成等人开始，传统的“士”在一点点变化，而戊戌维新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由“士”质变、作为群体和阶层出现的标志。公共领域由汇集的私人构成，个人成为独立自主的主体，成为有自我意识的个人。个人的汇集形成社会，通过公共领域向国家传达社会需求。中国现代公共空间的建立与扩展，维新派厥功甚伟，也是使其成为“知识分子”的原因之一。

传承、创造、传播、运用文化，是知识分子的重要功能。在新观念引进、新知识生产中，最重要的是新“国家观”的产生。他们批判了旧的身份制国家观，而接受了现代契约论国家观。梁启超此时发表了一系列政治论文，批判旧的国家观念，介绍新的国家观念。他强调，西方之所以民富国强，关键在其兴民权、开议院，人人有自由之权，国事决于公论。他说：“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斯固然矣。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相反，中国传统是“使治人者有权，而受治者无权，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故曰私……使以一人能任天下的当为之事，则即以一人独享天下人所当得之利，君子不以为泰也”。将现代权利观念引入中国，引入到有关国家与人民关系的话语，以现代权利观念来划分君、国、民彼此关系，是维新派思想家的重要贡献，是中国思想史尤其是国家观念的实质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