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转型中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

新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Federica Mogherini)于2015年5月31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表示，截至2015年5月底，欧盟在全球有十个“战略伙伴”（strategic partner），其中四个在亚洲，日本、印度、韩国和中国是欧盟在亚洲的战略伙伴。全球治理事关眼下，更关系未来。中欧能否或如何强化处在十字路口的全球治理而成为真正的战略伙伴，则显得十分重要。[1]

国际上一般公认，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治理（具体体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与运行的全球性机构）进入一个大的转型时期，即我们目前处在全球治理的转型阶段，但这一转型充满不确定性。

从西方的角度看，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崛起”代表了历史性的“国际权力转移”。“新兴大国”要求在现存的全球机构中获得更大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甚至决策权。

从“新兴大国”的角度看，新兴大国展现出越来越多的世界抱负，为世界提供着新的国际规范。如巴西就不接受西方提出的“保护的责任”（R2P）作为新的国际规范，而是提出了把“保护的责任”修改为“责任和保护”（responsibility while protecting）。这一修改代表了巴西旨在参与新的国际规范的塑造。

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及其机构，即使不存在“新兴大国”的改革要求，也越来越难以适应变化了的世界，所以，改革全球治理及其机构，也符合西方的长远利益，否则，这些机构迟早会被历史淘汰。欧洲作为西方的主要组成部分，最早认识到改革现有国际机构的必要性。总体来看，欧洲也是国际机构的改革者。

由中国发起、正在筹组中的“亚投行”（AIIB）是上述全球治理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积极而重大的发展，是中国对全球治理的一大贡献。欧洲主要国家对“亚投行”的反应与评价与美国、日本不同，大都加入了亚投行筹备，与其他国家一道，缔造了新的全球治理史。[2]

有关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的评论在国内和国际上已有不少，本文就不再赘述，而是提出一点新论：加入“亚投行”是欧洲一个极富远见的决定，体现了在全球治理中一直发挥着中心作用的欧洲（欧洲一直定义其为全球治理中的“国际规范力量”）把中国看作了决定今后全球治理走向的一个关键因素。

在过去的几年，尤其是2008年以来，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成了欧洲关于全球治理争论的核心。[3]许多欧洲学者和政要都深深地卷入了这一争论。

欧盟前任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前北约秘书长索拉纳（Javier Solana）在《中国与全球治理》一文中指出：“毫无疑问，过去二十多年最具有结果意义的事态发展是中国的崛起。但是，西方没有很好地随着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而改变自己。这些新兴大国值得在全球治理机构中增大他们的影响。”

索拉纳的看法在欧洲具有代表性。在一些欧洲人眼里，中国在过去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并没有遵循现存的西方确定的“最佳国际惯例”。例如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就“不附加政治（治理）条件”。所以，西方一直要求中国进行“改进”，以采纳“国际标准”提供这些贷款。西方推荐的改进途径是，中国减少单边与双边方式，而是更多地采取多边方式，因为，多边机构有助于中国接受更高的“国际标准”。这里的“国际标准”，显然是指主要由西方来制定的，目前是“国际规则”或者“国际规范”的一系列东西。

索拉纳基本道破了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等中国发起的国际组织的主要动机。中国转向诸如“亚投行”之类的多边机构正中欧洲国家对中国的期待。中国过去加入多边机构，受到欧洲的欢迎，如今则发起组织多边机构，欧洲继续欢迎甚至支持。中国发起新的多边机构，对欧洲也是挑战，但欧洲回应此挑战却不同于美、日：欧洲不能缺席“亚投行”，以便支持“中国走上正确的道路”。而且，欧洲的加入，可以从根本上防止“亚投行”与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不良竞争，甚至断了“新兴大国”谋求建立与现存国际组织平行（分庭抗礼）的国际组织，而是确保新建国际机构只是补充或者弥补现存国际机构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