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转型中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2）

正因为如此，索拉纳呼吁西方、尤其是美国，一定要鼓励和欢迎中国采取多边方式与世界维持关系。作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特聘高级研究员，索拉纳呼吁美国和日本如同欧洲那样，欢迎中国对多边主义的支持，让中国在现存全球治理结构中获得与中国经济实力匹配的地位。[4]

不过，在密切关注中国行动对全球治理冲击的同时，目前欧洲自身却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持续六十多年建立在重大而持久的政治决定基础上的欧洲一体化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局面。在欧盟内部，“疑欧”甚至“反欧”的力量似乎在持续上升。一些本来就三心二意的成员国，例如最大的成员国之一英国要与欧盟重新谈判，而英国与欧盟谈判策略之一是在英国举行是否继续留在欧盟的全民公决。

“英国退出欧盟”（Brexit）不仅是英国与欧盟谈判的一种策略，有许多有影响的欧洲评论家认为，从长期看，英国退出欧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然，英国国内的“亲欧”势力也不可低估。例如，2014年仍然留在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苏格兰是亲欧盟的，不希望英国退出欧盟。[5]如果英国与欧盟谈判引起了其他欧盟成员国的效仿，这将引起欧盟内部大的震荡。而希腊等深受债务危机折磨的欧盟成员则与欧盟的谈判步履艰难，也一样引发了希腊国民对欧盟的怨恨。对这些国家来说，欧盟的吸引力已大大下降，今不如昔。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一直没有排除（Grexit）。而与希腊情况类似的国家不少，例如西班牙，其国内政治进程的结果将对欧盟进程构成重大挑战。

欧盟在其内部发生如此严重问题的情况下，仍继续推动其“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试图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看得出，欧盟在发挥全球作用上已有些力不从心。

中国目前推动的“一带一路”国际倡议不是要与世界上任何力量，尤其是与西方进行地缘政治的对抗和竞争，而是要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实现秩序与治理。这一重大决定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为世界经济增长与经济全球化注入新的活力，即通过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的中国主动“走出去”，使其他国家主动地与中国经济“对接”或“相通”（connectivity），带动世界经济进入新阶段。

有些欧洲精英似乎准确而及时地抓住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质和长远意义。例如，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就是这样看待的。在他看来，“‘一带一路’不只是一个外交倡议，还是一个有深刻变革意义的国际政策”。“‘一带一路’是以一种非常积极的方式面向未来，是一个建设性的、开放的未来版图，将给世界的重要地区带来更多的安全、稳定和发展” 。“当今大多数的国际政策是面向世界的，试图解决问题、应对危机，而‘一带一路’则是高瞻远瞩的，寻求以积极的姿态转变现有世界格局”。德维尔潘认为，“欧洲在‘一带一路’上发挥关键作用非常重要，从历史地理角度来讲，法国是欧洲的一个主要枢纽，在加强东西方联系上，法国也有非常具体的作用要发挥。”[6]

更早一点，在欧洲社会普遍对目前形式与内容下的全球化表示怀疑甚至抵制的情况下，德维尔潘认为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量：“全球化的发展形势和重心已发生改变，而法国和欧洲却受西式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旧观念影响，抱守以往的经济金融陈规不放，看不太清这一新趋势。真正能反映出当前全球化新趋势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并作为经济和外交优先战略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旨在重现唐朝时期东西交流的盛景，同时为中国解决一系列自身重大挑战提供灵活框架：从推动中国经济国际化、提升人民币在全球贸易中的作用、发展内陆省份、扩大内需，直到加强国际合作以解决新疆矛盾。”[7]

但是，不是所有欧洲人都像索拉纳或者德维尔潘那样评价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筹组也引起了欧洲一些人的担心。在欧洲，不少评论和研究，把“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为标志的中国国际行动与“世界秩序”和“国际规则”的变动挂钩，甚至思考由此是否会改变现存的西方控制的“全球体系”。[8]

加入“亚投行”，以及对“一带一路”做出不同于美国的反应，并不是说，欧洲解决了他们所面对的“中国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