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繁荣与发展的八大“着力点”（19）

深入挖掘和创新中国传统政治资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但文化和制度传统并未中断。其间，“自强不息”的政治文化、“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天下大同”的政治哲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等构成了中华政治传统的核心。政治传统在不断传承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更新与修正，以适应千变万化的社会政治实践。可以说政治传统像血液一样，在中国社会的躯体中流淌，形成人类文明史中独特的传统、发展脉络和演变逻辑，规定着中华民族政治建设和发展的方向。就像古人杜牧曾经说过的：“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之不能出于盘也”， 传统政治成为中国当代政治建设和发展的背景与起点，为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进程提供了天然的营养库。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既要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方法，结合中国的政治实践，广泛批判、吸收和改造国外政治学资源，又要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确认识和深入发掘传统的政治学资源，使中国政治学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实现本土化，为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寻找厚重的基础。

随着西方文明的强势入侵，“现代化”逐步成为“传统”对立名词。中华文明被认为是“传统”的代表，其中包含的许多因素与“现代化”水火不容，比如专制主义、官本位、人治原则等。诚然，中国传统政治资源中存在许多糟粕，其中许多制度和文化依然困扰着中国的政治建设和发展，诸如规则意识匮乏、官本位思想盛行、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不健全等。但这并不能作为否定传统的原因。中国政治传统本身“包含着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素，它将世世代代的社会主体连接起来，成为人们从事政治活动‘天然’的社会条件”， 中国政治现代化本质上是在“传统”基础上的现代化，是通过不断改变传统政治中的不合理因素，发掘经过数千年政治实践验证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的过程。

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下，中国社会夹在传统和西方文明之间，陷入认同危机。中国一方面认同和追求西方所倡导的民主、法治、权利，另一方面西方政治原则在中国社会推广的过程中却显现出种种水土不服，比如西方社会运行平稳的竞争性民主在中国基层民主中很容易出现“群族分裂”、“贿选”、“村霸控选”等。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人们开始怀疑和批判带有“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经济政治模式。“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 等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获取自我认同的重要方式是需找中华民族政治文明的根与血脉，发掘代代相传、不断积累和更新传统的政治资源。中国传统政治资源中完备的政治分工制度、官员选拔与管理制度、“民本”的政治理念，“和谐”的政治理想等都曾对人类政治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深化，人类社会也面临一系列共同的挑战，比如治理危机、生态危机、宗教冲突和民族冲突等，西方政治模式在应对这些挑战是显得力不从心。许多中西方学者都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传统政治资源。因此，围绕现实问题，深入挖掘和创新中国传统政治资源，中国政治学可以继续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做出贡献。

政治学恢复三十年来，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的整理、发掘、研究和创新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看，在政治学恢复初期，学界便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特点、学科结构、研究对象、核心概念、基本方法、学科价值、研究方向等做了清晰的界定。同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确立了以政治学理论和方法为视角，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和思想流派的思想内容、社会背景、演变规律、历史局限等进行了较为系统整理。 其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逐步深化、细化和多元化。通史研究逐步深化，在断代史研究的基础上，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几乎涉及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学派和重要学者的政治思想。代表性的著作有朱日耀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曹德本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刘泽华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层次不断丰富，除了政治思想学派研究、政治思想人物研究，还出现了政治思潮研究，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不同群体的政治观念被纳入了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政治思想与政治现实结合的更加紧密；政治思想史研究与当今中国现实紧密联系，通过挖掘与阐释传统政治思想中的治国理念、政治方略、管理方法等，为中国当代政治建设与发展提供理论资源； 专题类研究逐步增多，围绕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研究历程、政治思想家的专门研究、特定政治命题的研究等专题研究逐步增多，表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逐步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