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繁荣与发展的八大“着力点”（20）

从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看，政治学恢复以来，制度史的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通史和断代研究稳步推进，清晰的勾勒出中国政治制度从先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历程，代表性著作有王汉昌等著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略》、张晋蕃等著的《政治制度史》、李进修的《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纲》、韦庆远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白钢等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10卷）、浦兴祖主编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谢庆奎主编的《当代中国政府》、朱光磊主编《当代中国政府过程》等等；专题研究百花齐放，中国政治制度史的专题研究涉猎广泛，基本涵盖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方方面面，包括司法制度史、选官制度史、文官制度史、军事制度史、行政制度史、监察制度史、民族与宗教制度史、乡里制度等； 政治制度史研究日益体现出现实性。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一方面从国外借鉴先进的公共管理、绩效评估等制度，另一方面开始深入发掘和探析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优秀的遗产，并深入探讨传统制度的利与弊，尤其是文官制度、监察制度、行政制度等，为当今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借鉴和参照。最后，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方法不断更新。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不仅仅局限在具体制度的描述和总结，开始更加注重政治制度与政治机制、政治文化、民族、经济等因素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同时，打破史学方法一支独大的局面，开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广泛运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以及引入其它相关学科的方法来扩展政治制度史研究的视野，比如余华青的《中国宦官制度史》注意从心理学、生理学角度探讨宦官的心理特征、行为方式以及其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西方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兴起，许多学者开始运用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描述我国政治制度的变迁。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呈现出多头并进的局面，打破过去以儒家、道家政治哲学研究为主的局面，新儒家、法家、兵家、阴阳家、佛学等政治哲学研究逐步开展，研究主题涉及伦理、人性、和谐、公共、民本、德治、权力、权利、权术、王权、合法性等主题。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逻辑以及现代化困境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深入剖析传统政治哲学，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理论资源。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得到重视。 研究内容包括：中国古代和近代政治文化的具体内容、演进逻辑、变迁轨迹、变化原因、历史背景、社会基础、性质特征等；研究主题包括：官文化、廉文化、民文化、法文化、德文化、公文化、和文化、礼文化、家文化等等；研究视角包括：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的对比视角、传统政治文化与现有政治现象和制度的联动视角、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视角、中西政治文化对比的视角，等等。

三十年来，中国传统政治资源挖掘和创新地位提升、内容拓展、方法创新、体系完善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进入而立之年的传统政治资源的挖掘工作也进入了关键时期。中国政治资源经过数千年的积累，作为独立学科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也经过近百年的发展， 为当今中国政治资源的研究创造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在改革开放继续深入的新形势下，继续系统、全面、深入的推进传统政治研究，为中国政治和中国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建言献策提出了挑战。为实现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设。

其一，研究体系系统化。体系完善、逻辑严谨的研究体系是学科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中国传统政治学资源纷繁复杂，不但涉及到制度、机制、法律、文化、思想等多重研究对象，而且涉及宏观的国家制度、中观的学派思潮、微观的个人思想等多重研究层次。而且从方法上看，从先前支撑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研究的政治学和史学两大方法，发展到哲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种方法百花齐放的局面。如何整合不同学科、不同层次、不同方法的研究，成为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研究工作健康发展的基础。首先，应该在已有的研究体系、结果、层次和方法的基础上，根据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特点的不同，明确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哲学史、中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定位，避免因定位不准、体系混乱带来的学术内耗。其次，加强不同学科、不同方法、不同层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随着学术研究的细化和不同学科交叉化，发展较为成熟的政治学子学科之间也出现交叉化的趋势。通过综合研究一个时期的制度、思想和文化无疑会提升研究的解释力和说服力。而一些交叉学科的出现则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比如制度文化研究等。因此，在明确各个学科分工的同时，尤其应该加强各个子学科之间的交流、合作，从而实现相互促进、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