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尔塔秘密协定”框架下的中国反分裂斗争及其世界意义

“雅尔塔秘密协定”框架下的中国反分裂斗争及其世界意义[1] 

[中心思想]现在回首来看，在周边国家，比如印度、朝鲜、越南都被大面积肢解的背景下，中国却能在美苏两大国直接插手阻止的艰难条件下实现国家统一，并使中国走上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此，我们就不能不感谢在中国这场统一战争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毛泽东同志，并为我们中国人民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了我们的领袖毛泽东而感到幸运，我们应对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表示永远的敬意。

全文摘自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卷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45～630页。

雅尔塔会议的意义并不仅在于欧洲，它对中国人来说也是一次撕心揪肺的会议。因为它不

顾中国人民八年抗战为太平洋战场作出的巨大贡献，在中国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作出了导致中国再次被瓜分和分裂的《雅尔塔协定》。

1945年2月8日，在三国首脑的第五次会议之前罗斯福先与斯大林私下会晤，协商立

场。这次会晤对远东，尤其是中国命运至关重要。会谈从下午15点开始，16点结束。

罗斯福说，美国人打算在日本以南的波柠群岛（小笠原群岛）和福摩萨（台湾）附近诸岛建立空军基地。他认为，对日本进行大规模轰炸的时候已经到来了。他罗斯福不希望让美军登陆日本，如果可以不登陆的话，只有在极其必要的情况下，他才会让部队登陆日本。日本在列岛上有400万大军，登陆势必带来巨大损失。但是，如果对日本进行猛烈的轰炸，那就能指望把所有一切都摧毁。这样，就不同于在日本列岛登陆，从而可以拯救很多生命。[2]

斯大林先问了美国想在共青城[3]建立自己的空军基地要求的具体细节，然后直奔主题，问美国可以给苏联出兵远东的回报是什么。他说他希望知道，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怎样。“这里指的是他（斯大林）在莫斯科同哈里曼谈过的那些政治问题”。[4]

罗斯福不是丘吉尔，他明白请人干活就得有回报。他答道，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将交给苏联。至于暖水港，苏联可获得位于南满铁路终点的大连。他认为苏联利用这个港口，其办法有二：一是建为国际委员会监督的自由港；二是中国人把这个港口租借给苏联。但是，后一种办法同香港问题有关。他之所以希望避开租借，其原因在于，他期待着英国把香港交还给中国，然后香港可以成为向全世界——最重要是向美国——开放的自由港。丘吉尔对此可能会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如果苏联在北方获得了港口租借权，也就难以说服丘吉尔。所以，他认为，把建立开放性港口作为第一步更为妥当。[5]斯大林在随后的谈话中表示“对苏联来说，国际监督是可以接受的”。[6]

斯大林问罗斯福“关于保持外蒙现状问题”的意见。罗斯福说，他还没有同蒋介石谈起这个问题，但是他认为“外蒙古的现状应予维持”。斯大林再问罗斯福对苏联租借中东铁路的考虑，罗斯福说，他暂时没有同蒋介石谈这件事，但是他相信可以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要使这条铁路为苏联所用有两种办法。第一是俄中两国代表组成混合委员会，对铁路实行监督。斯大林不等罗斯福说出“第二”，就接过话茬说：

如果苏联的条件被接受的话，那末，苏联人民将会明白，苏联为什么参加对日战争。所以，重要的是有一项由总统、丘吉尔和他（斯大林）签署的文件，上面写上参加对日战争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可将苏联加入对日作战问题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审议，在那里人们能够保守机密。[7]

罗斯福回答说，对保守雅尔塔的机密不可能有任何疑问。只是对中国人可能有些疑问。斯大林说，一旦苏联可从西线腾出20~25个师，并把这些师调到远东，就可以通知中国人了。宋子文将于4月底来莫斯科，他斯大林很希望会见他。罗斯福对斯大林接见宋子文表示高兴。[8]接下来在朝鲜实行托管制度，苏美双方达成共识后，罗斯福的话题又转向中国。说，对于中国，他正竭尽全力不让它灭亡。斯大林同意但批评中国国民政府：

中国将生存下去，但是，中国需要一些新的领导人。他们必须聚集在蒋介石周围。国民党人中间有一些优秀人物，但是，他（斯大林）不明白，为什么不提拔他们。[9]

罗斯福表示同意，但接着又将话题转向印度支那，试探苏联对英法在亚洲利益的考虑。他说，他想同斯大林交换一下意见。这就是印度支那问题。这是些落后国家。居住在印度支那的人同爪哇和缅甸居民相似。在法国的控制下，印度支那没有任何进步。中国不想夺取印度支那。他（罗斯福）希望对印度支那实行托管。英国人则想把印度支那交还给法国人。斯大林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加以研究，“总统的想法也许是正确的”。[10]

很快话题又回到中国。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问罗斯福，“让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和莫洛托夫讨论中国问题是否合适？”罗斯福答道：中国的政治形势确实复杂，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美国将军魏得迈正在进行各种努力以使北方的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实现联合。对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原因了如指掌的斯大林却说：“使这些力量为了抗日统一战线而联合，这很好。”[11]

这次谈话涉及三方面内容，一是东北亚的利益分割，结论是朝鲜托管，蒙古维持现状，苏联获得大连旅顺和中东铁路。也就是说，从蒙古到东北整个属于中国的地区可被苏联纳入势力范围，苏联获得千岛群岛、库页岛及邻近一切岛屿。二是印度支那实行托管，但实际被纳入美国势力范围。三是日本将台湾、澎湖群岛及满洲的主权交还中国。这实际上是将远东利益一分为二。值得注意并对中国思考未来台海统一战略有参考价值的是，罗斯福和斯大林同意交还中国的是离美国和苏联核心利益线较远，因而美国和苏联并不太看中却对日本南下有阻隔作用的台湾地区，而在接近苏联并对苏联有重要地缘利益的的蒙古和东北地区，中国主权利益已被大打折扣。

2月10日，开始雅尔塔第七次全体会议，在此之前，莫洛托夫向哈里曼递交一份“斯大林元帅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政治条件草案”，经斯大林、罗斯福两次修改后，即成为2月11日邀请丘吉尔共同签署的作为雅尔塔正式文件的《苏美英三国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文件不长，但对远东政治影响却至为深远。内容如下：

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是：

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12]

2．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

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

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大元帅的提议，美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三强领袖同意，苏联之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苏联本身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有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决中国之目的。[13]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外交部事先对这份协定并不知道。他们得到消息只是美、苏正在就远东问题进行会谈。罗斯福和斯大林对丘吉尔也是先斩后奏。2月11日，丘吉尔被邀在自己事先不知道内容的协定上签字，丘吉尔后来回忆说，他曾明确表态：

虽然作为大不列颠的代表，我参加（签署）这一协定，但我和艾登都不曾参与制订这一文件。这被看作是美国的事，对他们的军事行动当然有重大利害关系。对我们来说，我们不要求制订它。总之，并没有同我们协商，只要我们同意。我们就这样做了。[14]

艾登也是签字时的当事人之一，他回忆说：

他（罗斯福）同斯大林达成有关远东问题的协定，既不通知他的英国同事，也不通知他的中国盟友。我看，这个文件乃是这次会议中一个自毁声誉的副产物。

当首相和我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接到关于这个协定的通知时，我没有让他签字，他们也没有强迫我们签字，这时，丘吉尔先生和我当着斯大林、罗斯福的面，发生了一场争论。我们又把英国前任驻华大使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请来排难解纷。他跟我意见相同，即我们不应该参与这个协定。但首相觉得，不论我们是否喜欢这个协定，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协定上签字，我们在远东的威信就势必受到影响，因而将失去今后参与讨论远东问题的资格。[15]

苏美双方一致同意对这个协定实行保密。直到1945年6月14日，杜鲁门才指令赫尔利将这一内容通知蒋介石。在此之前，美方除在场者及罗斯福私人顾问霍普金斯等少数人外，至于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艾登说：“斯退丁纽斯对这事的详情根本一无所知，他同首相和我一样，可说完全蒙在鼓里。”[16]

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美国曾在三四十年代试图联合日本逐出英法，南北分割亚洲的设想，在此转为联合苏联得以实现。美国和苏联从对付欧洲的经验中知道，一个对等破碎的亚洲远比一个有主体板块从而有主体政治的亚洲更易控制。而肢解亚洲的关键，就是肢解中国——这实际上还是日本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17]战略的翻版。分裂中国的关键是利用当时中国的内战，使各自都拥有强大武装的国共两党同时并存，使其在内耗中演变为以长城或长江为界的南北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美国和苏联在抗战胜利后力促国共和谈的表面下隐藏着南北肢解中国的目的。所以，当斯大林听到罗斯福说美国“正在进行各种努力以使北方的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实现联合”，立即表示“这很好”[18]。

对1927年“四一二”事件记忆犹新的斯大林心里明白这样的结果将意味着什么。几个月后斯大林见到蒋经国就直言“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19]那么，阻止中国“进步”的终极手段，斯大林与美国人一样明白，那就是肢解中国并使中国政治破碎化，至少使中国政治置于印度议会或俾斯麦之前的德国议会那无休止的“议而不决”的无效行政之中。要实现第一个目标即肢解中国，美苏需要合作，美国通过约束中国国民党，苏联通过约束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的不统不合的局面——目前的台海两岸这“两个中心为‘患’”的现状就是当年美国这一策略的残存后果。要实现第二个目标，苏美就需要蒋介石配合，因为蒋介石的政权基础是官僚买办，依靠外国资本而不依靠本国人民，这样的政权统治中国的结果充其量也就是第二个印度——恐怕还不如印度。但不管怎样，既不能让中国在抗战灭亡，又不能让中国在抗战后强大，都是美苏不好意思直言的在中国的目标，在这个目标下，斯大林与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又开始联手。与分割欧洲是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与罗斯福不能明言的目标一样，分割亚洲也是斯大林和罗斯福不愿言明而又隐藏在雅尔塔谈判以及后来的美苏对华政策之中，却最终因共产党打过长江而没有实现的目标。

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接下的重建国际和平的任务便转到远东地区。7月1日起，美军开始从苏占区撤走，同时，美、苏、英、法军进入柏林的各自占领区。7月17日至8月2日，三大国首脑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会议。会后发表了《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全文共十三条，前五条正告日必败无疑，唯无条件投降别无他途。后七条则是盟国设置的投降条件。其对中国影响最深远的是后七条，其中关键是第八款，即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20]

这一条如再结合《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及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一起研读，我们还就会发现50多年后的今天中日矛盾的焦点所在。[21]

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美国原子弹试验成功。这对加速战争结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关于此，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有一段很能反映三人性格差异的插曲。杜鲁门和丘吉尔本想以为有了可以讹诈斯大林的“绝对武器”，并以此逼迫斯大林在波茨坦会上服软，结果却是自讨没趣。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当天的日记对此有生动的记载：当丘吉尔得知这一消息后，史汀生发现首相“极有兴趣并大为振奋”，但他“强烈倾向于”反对将这消息告诉斯大林。[22]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得意地说：

我们可以不需要苏联人了。日本战事的结束不再要依赖他们大部队的涌入，进行最后持久的屠杀。我们无须再乞求他们的恩惠。[23]

此时的丘吉尔大有一种想看斯大林难堪并由此得到快感的心理，他写道：

第二天，7月24日，在我们的全体会议结束之后，大家都从圆桌边站起来，并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准备离开。我看见总统走向斯大林，单独谈起来，只有翻译在边上。我离他们大概5码远。我密切注视着这个重要谈话，我知道总统要说什么，我要观察的是谈话对斯大林的效果。我现在想起来都像是昨天的事一样。斯大林看上去很高兴。一种新的炸弹！威力特别大！可能对整个日本战争有决定性作用！多么幸运啊！这是我当时的印象，而且我深信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并没有了解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在他紧张的辛劳和压力之中，原子弹显然并不占有什么位置。如果他对于正在进行的世界事务中的革命有一点了解的话，他就应该有明显的反应。他的回答最简单不过了：“非常感谢你告诉我有关你们新型炸弹的事。当然，我没有技术上的知识。我能否派核科学方面的专家明天上午去拜访你们的专家呢？”但他的脸上还是那么愉快和亲切。这两个掌权人物的谈话很快就结束了。当我们在等汽车时，我发现杜鲁门就在我身边。我问他：“事情进行得如何？”他回答说，“他始终没有提一个问题。”[24]

丘吉尔的记录与杜鲁门大体一致。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记录道：

7月24日，我偶然对斯大林提到我们拥有一种破坏力特别巨大的新武器。俄国部长会议主席并没有表示异乎寻常的兴趣。他只是说，他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并希望我们“好好地运用它来对付日本”。[25]

时任远东事务主要顾问的波伦的观察与杜鲁门一致。他回忆说“斯大林的反应是那样随随便便，使我对总统的口风是否已达到目的有点怀疑”[26]。哈里曼回忆说：“我们在谈论日本和原子弹时，莫洛托夫一面端详着我，脸上似笑非笑，一面说道：‘你们美国人想保密就保密吧。’他说话的样子使我确信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了。”[27]丘吉尔对斯大林无动于衷而非常失望。他只能归因于处在“紧张的辛劳和压力之中”的斯大林“并没有了解这件事的重要意义”。朱可夫对这段插曲作了重要的补充。他写道：

我记不清确切的日期，但是在一次政府首脑会议之后，杜鲁门向斯大林透露说，美国有一种威力异常大的炸弹，但他并未把它称为原子弹。据外国记者后来报道，在透露这一消息的瞬间，丘吉尔的两眼死盯着斯大林的面孔，观察着他的反映。然而斯大林并未显露丝毫异常的表情，而是装作未从杜鲁门的话语中发现任何特别的东西。以至丘吉尔和英美的其他许多作者后来都认为，斯大林大概的确没有懂得所透露给这一消息的重大意义。

实际上，当斯大林返回住所，就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跟B.M.莫洛托夫谈到与杜鲁门这次谈话的内容。B.M.莫洛托夫听到后说：“他们是想抬高身价。”斯大林笑着说：“让他们抬身价好了。应该告诉库尔恰托夫加快我们工作的进度。”我知道，他指的是原子弹。[28]

1945年4月5日，苏联通知日本，废除1941年4月13日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随即准备对日作战。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8月9日，150万苏联红军在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率领下，兵分四路向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当天，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17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向日军发出通牒，要日军放下武器，全部投降。8月18日，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下令向苏军投降。8月20日，关东军开始向苏军缴械。至8月30日止，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关东军全部解除武装，苏军对日作战结束。

事后，丘吉尔也意识到原子弹用于结束战争的作用并不象自己想像的那样大，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如果认为日本的命运已由原子弹决定了，那就错了。它的失败在第一颗原子弹投下之前已经注定了；压倒一切的海上威力注定了它的失败。仅是海上力量就让我们有可能夺取海洋上的基地，从那里发起最后的攻击，并能迫使它的京都军队不战而降。[29]

丘吉尔在此只说对了一半，他说对了日本命运败于美国那“压倒一切的海上威力”。1945年2至5月间日本也在国内实行了三次兵备动员，拼凑了40个师团共240万兵力。6月8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今后应采取的指导战争的基本纲领，要求“坚持把战争进行到底，以期维护国体”。6月21日，日本政府公布了“战时紧急措施法”，规定政府在非常情况下“可不受其他任何法律的束缚而发布命令和进行处分”，次日，在第87次帝国议会上，又公布了“义勇兵役法”，规定“必要时”征集15~60岁的男子和17-40岁的妇女。紧接着，国内各地编给“义勇队”摆出“本土决战”的架势。[30]3、4月间，美国在硫磺岛和冲绳岛遇到日军的顽强抵抗。上任不久的杜鲁门说：“敌人曾顽强地防守冲绳和硫黄岛，我军生命的损失极为沉重”；“我们离日本本国的岛屿越近，敌人的抵抗也越加坚决和顽强”。[31]马歇尔将军告诉杜鲁门：“在日本本土使日本投降，估计要牺牲50万美国人的生命。”[32]杜鲁门说：“我们没有办法把军队运往中国，以便把日本人从中国大陆赶出去。我们一贯希望有足够的俄国军队开入满洲，把日本人驱逐出去。在这个时候这是唯一的办法。”[33]直到波茨坦会议期间，7月24日，美英两国参谋长拟订并经过杜鲁门和丘吉尔共同批准的对日作战部署报告，仍然认为“需要到1946年的深秋，才能使日本屈膝”。杜鲁门说：

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我们所有的人都充分认识到战斗将非常残酷，损失也很重大。我们希望要是俄国参战，日本一些部队将继续被牵制在中国，同时另外一些部队也将被阻，不能增援本土诸岛。[34]

哈里曼的考虑可能更接近实际，他认为：

虽然没有苏联的帮助也可以打败日本，但是无法阻止斯大林在最后的时刻宣战并派遣军队至满洲，从而（至少）重新取得俄罗斯帝国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丧失于日本的港口与铁路。[35]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即使在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分别投下原子弹和日本宣布投降后，尽管美国代理国务卿格鲁曾准备“伙同陆、海军部改变雅尔塔协议”；麦克阿瑟在7月16日美国核试验成功后也认为“俄国的任何介入”对日作战“已无必要”，[36]杜鲁门尽管对苏联态度有所强硬，但对罗斯福与斯大林达成的雅尔塔秘密条约没有做出任何毁约的动作。

苏联和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打败日本后，转过身来就对付昔日的英法盟友，将日本曾从英法手中夺取的在亚洲的殖民利益攫为为己有。苏联按照雅尔塔秘密协定，将中国长城以北及东北亚地区转为苏联的势力范围，美国也将中国长城以南及南洋地区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这一时期的亚洲政治特点是欧洲殖民体系从亚洲退出，苏美关系从“热恋”向“冷战”转变。

二战后亚洲出现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的浪潮及随之带出一些国家的分裂。造成这种现象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有强烈的独立要求；二是美苏两大国为瓦解英法殖民帝国主义对英法殖民地独立要求的联袂支持；三是英国在帝国瓦解前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对一些殖民地国家——比如印度——在撤离前的肢解；四是冷战因素，比如德国分裂、朝鲜半岛分裂等。其间，中国也面临美苏插手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分裂的危险。

这时的远东问题，就是中国问题。中国的走向关系到苏联和美国各自的战后利益分配。罗斯福去世后，哈里曼从美苏当时僵持的“波兰问题”中看出这一点。他写给国务院乃至五角大楼细加陈述的意见认为“斯大林坚持要有一个由孱弱而易于控制的邻国组成的地带，这可能并不限于东欧”。他预见到苏联将介入中国形势，他说“一旦苏联控制了与其接壤的地区，它就可能要向随后与之毗邻的国家进一步渗透”。哈里曼说他“看不到拱手等待有什么好处，愈是靠东边的问题，愈要争个明白”。[37]

苏联在中国问题上关心的就是沿西伯利亚大铁路南侧即中国新疆、蒙古直至东北辽东半岛一线的控制权问题。1941年底虽然欧洲和太平洋战争正在炽热地进行，苏联就开始对就战后世界体制设计提前作出符合苏联利益的规划。12月26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和苏联情报局副局长洛佐夫斯基就此致信斯大林，关于远东，他提醒斯大林：

现在就应当考虑涉及我国边界的全部问题。我们不能再忍受日本军舰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把我们同太平洋和我们的港口切断并封锁拉彼鲁兹海峡（即宗谷海峡）、千岛群岛海峡、津轻海峡和对马海峡这样的局面。无论如何不能允许维持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原状。应当从安全和交通自由的角度来考虑我国的陆地和海上边界问题。

我们也该准备未来和平了，即使是以初步的方式也好。由此我建议成立两个秘密的筹备委员会：

（1）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核算我们所遭受的损失，确定战败国如何从经济上对苏联作出赔偿。

（2）政治委员会，负责研究苏联的边界、德国及其盟国的边界以及这些国家的国家体制等问题。

理所当然的是，如果日本卷入与我们的战争，那么这两个委员会还必须考虑战后苏联同日本的关系，特别是我们的远东边界和苏联各港口同整个太平洋沿岸港口的自由通航问题。[38]

洛佐夫斯基的建议得到斯大林的高度重视，1942年1月2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并作出《关于东欧、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国家战后体制安排方案委员会》的决议，委员会由莫洛托夫任主席。[39]1943年9月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建立和约与战后安排问题委员会和建立停战问题委员会的决定》[40]。9月9日，李维诺夫把战后安排委员会将要研究的问题的清单提交斯大林，[41]1944年1月1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长篇报告，就未来和平和战后世界政治安排提出建议。事后看来，这篇报告对斯大林关于欧洲和远东的战后考虑有较大的影响。关于中国，报告开篇“总的设想”部分，开宗明义：

为了勾勒出关于未来和平最佳条件的哪怕是一般性的设想，必须首先明确地表述出你所追求的具体目的，因为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所采取的手段。在我看来，我们在构建未来和平和战后秩序时的具体目的，应当是：造成一种局势，使得在长时期内，至少在欧洲和亚洲，苏联的安全得到保障，而和平得以维持。如何理解“长时期”这种提法？我把这个词理解为，足够用来完成以下事项的时间[42]：

1）使苏联得以强大到无论在欧洲或在亚洲发生的任何侵略都对它不构成危险。不仅如此，还要让欧洲、或亚洲的任何一个大国或集团甚至连这样的念头都不敢有。

2）使欧洲，至少欧洲大陆，得以成为社会主义的欧洲，从而根除在世界这个地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关于中国，该报告认为要视中国对苏联的态度而定，迈斯基写道：

既然是讲到中国，那么一旦日本战败，我们对中国所追求的基本目的就将可以得到实现。今后，苏联应当力求尽可能深入地使苏联的影响进入中国，并同中国尽可能加强友好关系，但是，苏联把中国变为一个真正强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行动力度，基本上应当取决于中国内部发展的过程。如果这种发展的趋向有利于加强和巩固中国及其政府中真正民主的、民族进步的和同苏联友好的人士地位，那么我们的援助自然将比相反的情况下更为强化。另一种情况也是可以设想的，即，我们无意（至少在一定的时期内）促进中国的强大，因为在一定的情况下中国可能对苏联形成某种严重危险。[43]

这就是说，对中国援助的前提是中国是否接受“东欧化”即甘愿“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作苏联的附庸，服从苏联发号施令这一前提。接着中国这一部分迈斯基就以东欧为例解释了所谓符合苏联利益的“真正民主的制度”，他在《敌对国家和目前敌占国家的国家体制》一节中说：

苏联希望战后上述国家的国体建立在按照人民阵线主张提出的广泛民主原则的基础之上。有理由认为，在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一些国家中，上述原则不须外来的任何压力即可相当彻底地得到实现。至于诸如德国、意大利、日本、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保加利亚、波兰、南斯拉夫、希腊、阿尔巴尼亚这些国家，情况就不同了。要在这些国家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恐怕不得不从外部，也即首先是由苏联、美国和英国施加种种影响。在此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面前不应当有所犹豫而止步不前，因为这些国家中民主的国家制度是维持和平的重要保证之一，而盟国在这场战争之后的基本任务应当是在欧洲（也包括欧洲以外）构建起新的更加有效的安全体系。当然，在每个国家内，都必须考虑到当地的条件和传统，并采用适合该国国情的、合乎分寸的影响方法，但是放弃这项任务是不行的。[44]

这就是说，未来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取决于“中国及其政府中真正民主的、民族进步的和同苏联友好的人士地位”，即苏联对中国的可控以及中国对苏联利益的让渡程度，而非中国与苏联政治制度一致的程度。迈基斯的这个报告中的相当部分与斯大林外交路线是一致的，或者说，斯大林采纳了其中相当的观点。1943年12月1日，斯大林在回答丘吉尔关于如何理解苏维埃早期政权提出的“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的口号的问题时，斯大林半开玩笑地回敬丘吉尔：“我对您说过，现在我成了一名保守分子了。”[45]1944年10月14日，丘吉尔告诉斯大林：“欧洲的一些小国被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吓得要死。”斯大林明确告诉丘吉尔：“现在世界不会吓得发抖了。苏联不准备在欧洲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46]这时苏联对欧洲政策是如此，对亚洲当然也不例外。这时苏联外交目标已与十月革命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丘吉尔对此不明白的话，那么，当时身处英国人狱中的印度国大党主席的尼赫鲁反倒看得清楚，他在狱中写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说：

苏联的未来政策还是隐藏在神秘之中，但是也已经漏出了它的一些端倪。它的目的是要在邻近它边境得到许多友好的、附属的或半附属的国家，越多越好。虽然它为了建立某种世界性的组织而和其他国家合作，但它更有赖于在无懈可击的基础上建立起它自己的力量。[47]

战争结束前夕，斯大林为了巩固苏联在战争及谈判桌上获得的战后“红利”，四处劝说战后各国共产党放下武器参与资产阶级政府，以此使苏联避免卷入英美势力范围内的新冲突，因为这些新冲突将使苏联在谈判桌上得到的战后“红利”化为乌有。斯大林在同丘吉尔签订“百分比协议”后的第二个月，即1944年11月19日接见并建议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多列士（1900~1964）说：

应当考虑到目前法国有着为盟国所承认的政府。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人很难拥有平行的武装力量。因为有正规军。人们可能会责问共产党人，他们为什么要有平行的武装力量。当没有临时政府时，当临时政府没有借以立身的后方时，存在这种武装还是有一定意义的。而现在，有了政府，政府又有了军队，为什么这样的武装还要存在呢？这只能成为共产党敌人的论据。这种论据可能说服中间层的法国人。因此，保留武装力量的共产党的地位是软弱的，将来也会是软弱的。要维护这种地位是困难的。因此，必须把武装力量改组为另一种组织，一种政治组织，而把武器收藏起来。[48]

随着欧战日近尾声，斯大林的目光日益转向远东。斯大林的沙文主义态度日益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大压力，斯大林对法共的态度也用于观察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关于这一点，1946年1月3日斯大林在与蒋经国谈话时表达了自己的设想。在蒋经国问及“照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未来的中国政府中成什么样的比例呢？”斯大林说：

在欧洲一个政党在政府中所拥有的部长职位通过与该党在议会中的代表数相一致。英美两国政府是由取得多数的政党的党员所组成。比如：工党在英国最近的大选中取了多数，他们建立了只有工党党员组成的政府。然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却要求在其他国家，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波兰的政府要有反对党代表。他（斯大林同志）问英国人和美国人，为什么他们不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自己的政府，他们耸了耸肩膀。

在法国则是另一种情形。法国现行的组成政府的制度更加民主，参加政府的还有取得少数的政党代表。如果不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政府，那么反对党就会转入地下活动。如果允许反对党参加政府，他们会奉公守法。这是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政府的优点。

如果（中国）举行自由选举，共产党将存在，国民党也将存在。比如，苏联与美英帝国主义者和平共处，并未同他们打仗。国共两党更加应当和平共处。当然两党之间会有竞赛，不过国共两党都将存在。[49]

斯大林的战后“阶级合作”的看法并不仅仅针对中国，1946年5月23日，他在接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成员时说：波兰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你们这里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波兰应该建立的制度是民主制度，这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没有先例可循……你们的民主制度是特殊的。[50]9月，他给苏联远东部队作出指示：不要在朝鲜领土上建立苏维埃和其他苏维埃权力机关，不要在那里实行苏维埃的规则；要在所有抗日民主党派和组织的广泛联盟基础上，在朝鲜帮助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权。[51]

斯大林的“阶级合作”思想不能不对中共党内产生影响。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对这种思潮作出正面回答。毛泽东说：

中国人民要自由，要统一，要联合政府，要彻底地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没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那是不行的。彻底地站在人民立场的军队，现在还只有解放区的不很大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还很不够。可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却处心积虑地要破坏和消灭解放区的军队。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个所谓“提示案”，叫共产党“限期取消”解放区军队的五分之四。一九四五年，即最近的一次谈判，又叫共产党将解放区军队全部交给它，然后它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

这些人们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的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一切要求进步的文化界、教育界、产业界，他们一概没有军队，同时也一概没有自由。难道是由于上述这些民主党派和人民组织了什么军队，实行了什么“封建割据”，成立了什么“奸区”，违反了什么“政令军令”，因此才不给自由的吗？完全不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

“军队是国家的”，非常之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但是什么国家呢？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的国家，还是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只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52]

为创造中国人民的军队而奋斗，是全国人民的责任。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