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尔塔秘密协定”框架下的中国反分裂斗争及其世界意义（5） − 大家谈 − 博古通今 − 文化博览 − 宣讲家网

摘要：现在回首来看，在周边国家，比如印度、朝鲜、越南都被大面积肢解的背景下，中国却能在美苏两大国直接插手阻止的艰难条件下实现国家统一，并使中国走上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此，我们就不能不感谢在中国这场统一战争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毛泽东同志，并为我们中国人民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了我们的领袖毛泽东而感到幸运，我们应对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表示永远的敬意。

1948年印度和中国都面临着有外来支持的国家分裂的危险。结果是受着西式“民主”熏陶的尼赫鲁放走了巴基斯坦；而毛泽东则在1949年挥师打过长江，1950年初又一气拿下西藏。年底又入朝参战击退美国人。不同的领袖，不同的结果：现在印度原来的版图上立着两颗互为目标的原子弹，而在中国则是统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和刚刚飞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对此，我们应当感谢毛泽东同志，尤其应当感谢毛泽东同志顶着巨大压力带领全党为中华民族做出的“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决策。

同样，1949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巨大压力下果断作出渡江的决策对亚洲继而世界命运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历史表明，大规模国际战争较少，文明并因此保留较久的地区，是像亚洲、美洲这样一些具有主体地理板块的地区。1949年中国的统一又使亚洲——较之欧洲而言——从欧洲式对称型破碎的地缘政治劣势转为以中国为主体板块的地缘政治优势。中国在亚洲的主体国家地理板块，使亚洲有了稳定的地缘政治条件，这又反过来加强了世界和平的保障力量。

与亚洲的历史进程正好相反，自从公元843年欧洲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一纸《凡尔登条约》将欧洲一分为三之后，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就被植入了一个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欧洲的破碎性又导致欧洲大陆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而这一切又反过来为处于欧洲大陆边缘的小岛国——英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正是亚洲拥有了中国这样一个巨大而统一的亚洲主体板块，才使欧洲、美国，乃至当时的苏联失去了随心所欲支配亚洲事务的条件并为亚洲独立的意识提供了政治根基；有了中国这个主体板块的地缘政治根基，中国周边国家才有可以向美国讨价还价的条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在美国的眼中才有了“亚太”而不仅仅是“远东”的概念。

对此，我们中国人应为我们曾拥有毛泽东这样的领袖而感到幸运，我们应对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表示永远的敬意。

1949年6月中共夺取全国胜利在即，当月15日至1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筹备建国诸事宜。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有趣的是，就在中国共产党高歌猛进的同时，苏美两方都开始为他们各自中国政策的失败而检讨。7月27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设宴招待刘少奇和在苏联休养的江青。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给予高度的评价，说中国革命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到实际中去，中国有许多经验值得苏联学习。斯大林还对他在1945年支持蒋介石的做法作了自我批评，说“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272]美国方面，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于8月2日不得不离开中国，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将丢掉中国的责任一股脑地推到“腐败无能”的蒋介石头上。[273]比较而言，斯大林的检讨——尽管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更有些“自我批评”精神。

后来毛泽东对斯大林在对华政策上的“小九九”作了深刻的总结式的批评。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第三国际都解散了”，斯大林“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274]

读史至此，读者会问，难道斯大林“建议”抗战后的中共走法共参与政府的道路，及随后苏联与美国北南相互呼应的“调停”，让中国少些牺牲，这难道错了吗？

问题不在于这种“调停”的形式，而在于它的本质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却符合苏美在远东的最高利益。

我们知道，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表示支持蒋介石政府，但这时的表态还不是最终表态，因为这个表态转为政策的前提是蒋介石是否接受斯大林和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北南分割中国的默契。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国民政府在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承认并保证了苏美间达成的在中国的利益分配，由此才换回苏联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以及苏联向中共提出走法共道路，交枪后以反对党的身份参加政府的要求。如果这个目的得逞，那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的社会，只不过是从英法为主导转为以苏美为主导罢了。这对在二战中承受巨大牺牲并获得胜利的中国人民而言是不公平的，对中国的前途更是灾难性的。1946年2月毛泽东同志及时阻止了中共党内的“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的选择，并不是因为和平道路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它事关中国前途命运即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还是再回到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共拒绝斯大林的“建议”，继续向蒋介石作斗争当然是最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选择。

难道中共不能作为一个反对党在国民政府内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吗？

当然不能。

这是因为蒋介石战后国民政府是通过出卖国家利益而获得外国而非本国人民支持存在的，这样它就失去了接纳“反对党”的资格。中共也自然不能以“反对党”的身份与其共事，不然，它就不是中国人民利益的维护者而是出卖人民利益的同谋者。这样的“反对党”当然不能干。

除此之外，这时的国共两党的内战已不同于一般的军阀混战，它与美国19世纪60年代内战时“合家之乱”形势大体相似，已是具有国家统一性质的军事行为。1858年7月10日，林肯说：

“家不和则不立”，我相信这个政府不可能永久地维持半奴隶制半自由制的局面。我并不希望联邦分裂，也不希望房子倒塌；但我的确希望停止它分裂。它或者将完全变成一种东西，或者将完全变成另一种东西：不是反对奴隶制的人制止奴隶制度进一步扩展，并使公众相信它正处于消亡过程中，就是拥护奴隶制的人将把它向前推进，直到它在所有的州——不论是老州还是新州，北部还是南部——都同样成为合法时为止。这两者必舍其一。[275]

林肯的上述演说词中的“奴隶制”换成“半殖民地社会”，似乎就是1945年后中国内战性质的说明书。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一文中，对当时中国面临的“两个前途”也做了类似阐述。毛泽东说在日本被打败后：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

既然日本现在还没有被打败，既然打败日本之后，还是存在着两个前途，那末，我们的工作应当怎样做呢？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这就是我们大会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的任务，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任务。[276]

正如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代表性质根本相反的两个方向的政党是无法弥合在一起的情形一样，试想如果当时欧洲列强对林肯时期美国南北内战的“调停”成功，其结果必是美国更加分裂——美国的适度分裂当然符合欧洲的利益；同样的道理，1945年到1949年中国国共内战期间的“调停”如果成功，其结果也必是中国更加分裂——中国的适度分裂当然符合美苏的利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美国人不愿意分裂，那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中国人统一国家的心情呢？今天看来，蒋介石南拒马歇尔“调停”与毛泽东北拒斯大林“劝阻”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促成中国的统一。蒋介石与毛泽东不同的地方仅在于他们要带领中国的方向不同：前者是拉美式的依附于美国的旧中国，后者——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则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新中国。对于蒋介石和毛泽东在这一特殊时期对中国历史所产生的关键作用，后来美国人也看得明白，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先生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一书认为：

战争末期，蒋介石政权失去了华盛顿的同情，它已经证明是一个不俯首听命的盟友。但是，战争期间与毛泽东的共产党之间的同志情谊也迅速让位给对他们与莫斯科之间关系的担忧。正如在其他任何地区那样，美国人希望按照他们自己的形象重新塑造中国，通过创建一个国民党与共产党“稳健派”的联盟来实践他们的使命意识，这就是在中国实行的新政。显而易见，与诸如蒋介石和毛泽东那样难以驾驭的爱国者打交道，美国所期待的与中国的一种“恩主扈从”关系是不会轻易地实现的。[277]

蒋介石之后被美国推举出来的“稳健派”李宗仁，1949年初上台后的“和谈”，则要另当别论。因为李宗仁“和谈”的要害在变相落实“雅尔塔秘密协定”，不同的只是，他从秘密协定中的以长城划界退到以长江划界。隔江而治，这本质上就是分裂中国，置中国于事实上的“南北朝”形势之中，如果真如此，今天的“台海两岸”分离状态就会变成“长江两岸”的分裂状态，中华民族由此也就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关于此，李宗仁本人后来在其回忆录中也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

我从未料到华盛顿的最高决策人竟会是一群目光短浅的政治家。当共产党卷地毯似地征服大陆时，他们甚至连声都没吭。就在这时，共党占领中国后，共党集团变得异常强大，而北朝鲜的共产党人又变得如此大胆，竟在第二年开始了朝鲜战争。

但在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我不禁不寒而栗了。我今天感到庆幸的是：当年与我打交道的美国方面的领袖人物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这些人在现状不变的局势下指导世界事务是能干的，但处理起严重的国际危机时，则肯定是无能为力。如果他们要象约瑟夫·斯大林那样冷酷和精明，象他一样善于抓住时机，中国肯定是会完了。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278]

读到这段文字，令人心酸。当年满口“公开透明”和代表“改革运动”力量的李宗仁，这时才知道说大话易而落实大话却是何等之难；不仅如此，空话有时还会给民族造成难以承受的灾难。这使人联想起中共党内的满嘴大话空话而又无力落实的左右人物如陈独秀、王明、赵紫阳等，及苏共党内的叶利钦、戈尔巴乔夫等。好在中共方面有毛泽东和邓小平纠正了他们的错误，而苏共方面则无力纠正他们的错误终至苏联解体。曾参与解体苏联并成为俄罗斯联邦第一任总统的叶利钦在世纪末的最后一天，主动辞职并怀着内疚的心情也向俄罗斯人民发出了与上述李宗仁同样的忏悔。他说：

我要求你们的原谅。原谅我们分享的许多梦想没实现这个事实。原谅本对我们似乎简单的事情，结果却困难得使人痛苦这一事实。对于那些相信我们以举手投足之劳，就可以从灰暗、停滞的极权过去，一跃而进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的人，我要求他们原谅我不为他们的一些希望而辩护。我自己相信过这点，即举手之劳就可以克服任何事。结果发现我在一些事情上太天真了。在某些地方，问题看来非常复杂。我们是在错误和失败中强行前进，很多人在这困难时期遭受到冲击。我要让你们知道，我以前从未说过这是件容易的事。今天重要的是把如下的话告诉你们。你们每一个人的痛苦都引起我内心的痛苦。多少无眠的夜晚，担心地忧虑着，到底需要怎么做，才能使人民生活得更好。我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任务。现在我要离开了。我已经尽我所能，不仅是我健康的所能，而是在所有难题的基础上尽了我的所能。[279]

书生切莫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280]若再联想到大宋和大明王朝覆亡的教训，我们便知道实事求是，力戒空谈，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

1952年9月19日，斯大林在会见中国总理周恩来时，就东西德统一问题说：“看来美国人并不赞同德国统一。他们掠夺了德国，如果西德人与东德人统一了，就掠夺不成了。”[281]这话如果反推中国，如果1949年中国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没有实现国家统一，那么德国被掠夺的命运也就是中国的命运。如果看看今天台湾每几年就要拼着用仅有一点的发展成果从美国购买天价的武器，我们就不会对这个推测表示任何怀疑。

现在回首来看，在周边国家，比如印度、朝鲜、越南都被大面积肢解的背景下，中国却能在美苏两大国直接插手阻止的艰难条件下实现国家统一，并使中国走上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此，我们就不能不感谢在中国这场统一战争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毛泽东同志，并为我们中国人民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了我们的领袖毛泽东而感到幸运，我们应对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表示永远的敬意。

[1] 本文刊发于《领导者》2009年10、11月号。

[2] “斯大林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1945年2月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页。

[3] 共青城，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城市，阿穆尔河港口。

[4] “斯大林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1945年2月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485页。

[5] “斯大林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1945年2月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485页。

[6] “斯大林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1945年2月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7页。

[7] “斯大林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1945年2月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6页。

[8] “斯大林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1945年2月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7页。

[9] “斯大林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1945年2月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8。

[10] “斯大林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1945年2月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8页。

[11] “斯大林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1945年2月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9页。

[12]1945年7月7日，晚23时，斯大林与宋子文第三次会谈，斯大林坚持：今天的外蒙古事实上是一个“人民共和国”，所谓现状，就意味着独立。参阅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78页

[13] “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雅尔塔协定）”（1945年2月11日），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68页。

[14]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８页。

[15] [英]安东尼·艾登著，瞿同祖、赵曾玖译：《艾登回忆录·清算》，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896页。

[16] [英]安东尼·艾登著，瞿同祖、赵曾玖译：《艾登回忆录·清算》，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897页。

[17] “田中奏折”（1927年7月25日），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8页。

[18] “斯大林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1945年2月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9页。

[19] 参见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20]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76页。

[21]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确定了日本必须放弃的领土，“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而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款则规定了日本的战后领土，“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是中日三个文件中最基础性的文件，凡九条。关于中国和日本主权范围的确认，文件第二、第三条认为：“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如果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日本“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的说辞可以表达日本放弃在台湾权利的含义，但现在日本建交的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不再是《开罗宣言》中所说的“中华民国”，并且日方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那么这时日本再以波茨坦第八条搪塞台湾主权归属问题，显然就不合逻辑了。尽管大平正芳代表日本政府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蒋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 ，但日本方面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还是刻意规避了台湾的法律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只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只是理解和尊重但并没有承认中国政府重申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尽管日本与台湾当局实行了“断交”，但并不能由此推导出它法律上承认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则。由此必然产生的逻辑是，日本方面“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不包括台湾的，日本与中国建交的主权关系只限于中国大陆，日本方面废除在1952年4月28日签署的《日台条约》，不与台湾发生正式的官方关系并不是基于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而是基于“理解和尊重”中国立场的表态。关于此，当时与大平正芳共同签署《中日联合声明》的中国外长黄华在其回忆录中认为：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充分理解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坚持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是“以间接的方式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笔者认为，日本方面只是“充分理解和尊重”，既没有直接承认，更没有“间接承认”中方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他只是承认了《开罗宣言》确定的“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的立场。这实际是“两个中国”隐喻式表述。若一定要从积极意义上看，日方的这个表述只是明确承认了台湾不属于日本，日本放弃在《马关条约》中获得的对台湾的所有权利。但对于当时已为战败国的日本而言，这是一个没有意义但是必须有的法律表态。参阅张文木著：《论中国海权》，海洋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136页。

[22] 转引自[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86页。

[23] 〔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丘吉尔文集——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3页。

[24] 〔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丘吉尔文集——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8~1169页。

[25] [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上卷），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79页。

[26] 转引自[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86页。

[27]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86页。

[28] 格·康·朱可夫著，洪科译：《回忆与思考》三联书店1972年版，第1221~1222页。

[29] 〔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丘吉尔文集——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6页。

[30]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7、218页。

[31] [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上卷），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63页。

[32] [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上卷），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81页。

[33] [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上卷），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63页。

[34] [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上卷），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80页。

[35]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83页。

[36]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8页。

[37]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36页。

[38] “洛佐夫斯基就筹备欧洲国家战后国家体制安排方案委员会致斯大林的信函”（1941年12月26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66~667页。

[3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东欧、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战后国家体制安排方案委员会》的记录”（1942年1月2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68~671页。

[4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建立和约与战后安排问题委员会和建立停战问题委员会的决定》的会议记录”（1943年9月4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72~673页。

[41] “李维诺夫就和约与战后安排委员会将要研究的问题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信函”（1943年9月9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74~683页。

[42] 迈斯基对“长时期”具体解释说：“我的大约估算是：如果设想苏联需要花费10年左右的时间医治战争带给它的创伤，那么在消除这次战争的条件下我们所应争取的安全与和平的‘长时期’，应为至少30，至多50年。粗略地讲，约为两代人的日子。”“迈斯基给莫洛托夫的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报告”（1944年1月11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85页。

[43] “迈斯基给莫洛托夫的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报告”（1944年1月11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99页。

[44] “迈斯基给莫洛托夫的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报告”（1944年1月11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99页。

[45] “美英苏三国首脑德黑兰第四次会议记录”（1943年12月1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75页。

[46] [俄]奥·阿·勒热舍夫斯基编，王仲宣、齐仲、高春兴译：《斯大林和丘吉尔（1941~1945）》，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522~523页。

[47] 贾瓦拉哈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印度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India）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726页。

[48] “斯大林同多列士关于战后形势及法共路线问题的谈话”（1944年11月19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30页。

[49] “斯大林同志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会谈记录（1946年1月3日23时）”，参见[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5页。

[50] 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98页。

[51] 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04页。

[52]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2~1073页。

[53]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页。

[54] “斯大林同志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会谈记录（1945年12月30日21时）”，参见[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5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56] 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这份文件“经过毛泽东修改审定”，但在这之前，毛泽东基本没有参加中央会议，“没有参与中央决策”（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但结合几个月前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一文研读，很难认为毛泽东赞同1946年2月1日这份“指示”中表达的“军队国家化”的精神。毛泽东没有对此提出异议，很可能出于尊重此间主持中央工作同志的传统作风，至于其中的问题，可留待后面解决。1946年2月12日，即《指示》发布后的第11天，毛泽东自生病以来第一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谈判的整军方案。毛泽东在会上对在中国走法共“阶级合作”道路的思潮婉转提出批评说：美国和蒋介石要以全国军队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统一而不被消灭。军党分立还不是最危险的，合编分驻才是最危险的。全国军队统一，原则上我们只好赞成，实行步骤要看具体情况，这是我们与法国不同的。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57]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194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318、319、321~322页。

[58]“重庆代表团致中央电”（1946年月1日26），转引自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

[59] 1948年苏联与南斯拉夫党和国家之间发生意见冲突并导致两党关系破裂。苏、南两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存在分歧。苏联承认南流亡政府而对南共领导的临时政府不甚支持，未与南共商议与英、美就南斯拉夫有关问题达成协议。战后初期两国摩擦加深。苏共以领导党自居，干涉南内政，要求南照搬苏联模式，南共对此有所抵制。1948年3月中旬，苏联突然撤走在南斯拉夫的全部军事顾问和文职专家，两国关系急剧恶化。3—5月，两党交换信件，阐述各自观点。苏共指责南共反苏，背离马列主义，放弃党的领导作用，低估苏联经验，奉行机会主义理论，声称间谍内奸充斥于南党政机构内。南共进行反驳，表示了该党遵循马列主义，学习苏联的榜样，坚持独立自主，以略有不同的方式发展本国社会主义的立场。经苏联提议，6月20—28日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于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在南共拒绝出席的情况下，通过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严厉抨击南内外政策，宣布将其开除出情报局。1949年，苏联与东欧国家断绝与南斯拉夫的贸易关系，对南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同年11月，情报局再次作出决议，攻击南共是帝国主义的奴仆，号召南人民推翻南共领导人的领导。苏联及东欧国家完全断绝与南的关系。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是苏、南冲突的根本原因。1955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南，对苏、南关系遭到破坏表示遗憾。双方签署《贝尔格莱德宣言》，两党关系正常化。

[60]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77~378页。

[61]1924年5月31日，苏联与中华民国签订中苏友好条约，是日，双方制订并签署了中东铁路临时管理协定，苏中两国互换照会，建立外交关系。

[62]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4~355页。

[63] 这是莫洛托夫的一贯观点。 1976年，莫洛托夫谈到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曾让他去看一下毛泽东“是个什么人”，莫洛托夫在与毛泽东谈完话后告诉斯大林：“值得接见他。他是个聪明人，农民领袖，中国的普加乔夫。当然，离马克思主义还很远，他向我承认，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 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38页。

[64]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8~359页。

[65]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9页。

[66]1943年11月30日的德黑兰会上，斯大林向罗斯福诉苦说：“苏联还被封闭在远东，因为苏联船只从任何港口都出不去，它们必须或经关门海峡或经对马海峡，而这些海峡任何时候都可能被日本人关闭”。罗斯福慷慨地对斯大林说：“在远东，大连就可以成为这样的港口。”斯大林说：“这是对的，但是，中国可能对这一点不满。”罗斯福越俎代庖，说：“中国将完全同意这一点。”斯大林继续诉苦说：“除了摩尔曼斯克，堪察加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是俄国唯一的不冻港。但这个不冻港，用起来不方便，因为既没有铁路，又没有其他良好的道路，所以，难以有效地把它当作港口利用。”罗斯福问：“大连是不是不冻港？”斯大林答说：“大连是不冻港，旅顺同样是不冻港。但旅顺口作海军基地比作商港更合适。”参阅“三国首脑早餐会时的谈话记录”（1943年11月30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56、457页。

[67]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3~374页。

[68]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62~563页。

[69]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63页。

[70]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美国代理国务卿格鲁在写给海军部和陆军部的报告中提出在执行雅尔塔秘密协定中对苏联提出新条件的建议，这项建议为陆军部长史汀生和参谋长马歇尔否定，理由是“在决定是否参战问题上，苏联政府不会理会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任何政治行动”，更重要的是“苏联参战在军事上将有很大的影响，几乎可以肯定，这将能大大缩短战争的时间”，而且“不管怎样，苏联在军事上有力量取得在雅尔塔所答应给予它的东西——除非美国准备发动战争来阻止它。”《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5~376页。

[71]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63页。

[72]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63~564页。

[73]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9~380页。

[74] 转引自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77页

[75]蒋经国在日记中记录为“1945年夏”，而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的《斯大林年谱》第677页则注为“7月4日以后”。判断是7月4日至斯大林离开莫斯科至柏林的7月16日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