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丘吉尔应邀访美。3月5日，他在美国总统杜鲁门陪同下抵达密苏里州富尔顿市，在杜鲁门的母校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丘吉尔在演说中公开攻击苏联“扩张”，宣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苏联对“铁幕”以东的中欧、东欧国家进行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对苏联的扩张，不能采取“绥靖政策”。美国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顶峰，应担负起未来的责任。主张英、美结成同盟，英语民族联合起来，制止苏联的“侵略”。3月6日夜间，斯大林就得到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报送的讲话内容。[122]
接踵而至的事件加重了斯大林对苏联战后安全环境的忧虑。
1945年5月19日，伊朗政府要求外国军队提前撒出伊朗。8月2日苏美英三国在柏林签订《波茨坦会议议定书》，其中第十四款规定“盟国军队应立即从德黑兰撤退”[123]，美英表示将于1946年初撤出在伊朗的军队，苏联则在有意拖延的同时积极支持亲苏的阿塞拜疆左翼力量发动起义，于 12月12日成立“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共产国际活动家比雪华里出任总理。三天后（12月15日），西阿塞拜疆的库尔德民主党的领袖们“当着许多苏联军官的面”[124]宣布脱离阿塞拜疆成立“库尔德人民共和国”。伊朗政府军动用军队进行干预遭苏联驻军队阻拦。1946年1月19日，伊朗将撤军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3月2日，美英撤出在伊朗的部队。苏联陷于被动。4月23日，在苏联扶持下成立的两个左翼政权签订了军事和友好同盟条约。英美对苏联军队在伊朗滞留提出抗议并使安理会重新讨论这一问题；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威胁要“使用军事力量”迫使苏联撤军，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发出措词强硬的信件。[125]面对苏美冲突一触即发的形势，这时的斯大林突然来了个华丽转身，迅速抛弃自己刚刚扶起的两个“共和国”，于3月26日宣布同意在六个星期内撤军，条件是安理会不再讨论伊朗问题。4月4日，苏联和伊朗达成协议，苏联在协议第一条中同意“红军撤出伊朗”，由此换来第二条规定，即“成立苏伊石油公司，伊朗议会必须在3月24日以后六个星期以内批准公司章程”。至于伊朗与那两个由苏联刚刚扶持起来的“共和国”的关系，协议则规定：“伊朗政府和阿塞拜疆直接进行谈判”。[126]5月，苏联从伊朗撤军。美英立即支持伊朗政府军开进阿塞拜疆地区，比华雪里判断苏联不会坐视不管，其大量援助也将迅速到达，逐下令进行抵抗，结果他们在苏联的冷漠中生生遭到有美国支持的伊朗政府军的残酷镇压。法国历史学家迪罗塞尔写道：
12月14日，共产党政府崩溃了。许多部长被逮捕，并立即枪决。比雪华里逃到巴库，但过了不久因发生意外事故丧生。库尔德运动就这样被压下去了。很难解释这一次苏联为什么袖手旁观。也许是希望这样有助于伊朗批准石油协定。[127]
即使这样，斯大林的“出卖”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回报。1947年10月22日，伊朗议会拒绝批准伊朗与苏联签订的石油协定。1948年2月17日，伊朗议会却批准美国与伊朗签订的军需品供应的协定。“苏联赔了夫人又折兵，在这次危机中几乎一无所获。”[128]
在巴尔干地区的，依靠自己力量已接近取得全国政权的希腊共产党也同样因没有得到苏联支持而功败垂成并遭残酷镇压。当时希腊共产党在希腊已造成了1912年列宁在《巴塞尔宣言》中所指出的那种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的形势，[129]发动民主民族革命，希腊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44年解放全国。同年10月，希腊流亡政府在英军护送下回到雅典。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丘吉尔来到莫斯科求助于斯大林并得到与当年《巴塞尔宣言》精神完全相反并曾为列宁激烈谴责的“不准备在欧洲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承诺。丘吉尔得到这个承诺后，即对希腊共产党大开杀戒，12月初，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阵线发动了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和总罢工，遭到英国军队和希腊政府的武装镇压。随后，英军与人民解放军在雅典发生军事冲突。1945年2月12日民族解放阵线同政府签订了瓦尔基扎协定。根据该协定，希腊人民解放军被解散，武器交给了政府机关。1946年2月13日，希腊共产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决定重新开展武装斗争，到1947年已控制了除雅典和萨洛尼卡等大城市以外的大部分地区。12月24日，希腊民主军宣布成立希腊临时民主政府。按照斯大林与丘吉尔的战时协定，希腊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但此时，衰落的英帝国已无力控制希腊的局势，于是不得不请求美国的帮助。1947年11月美希联合参谋部成立，以范弗里特为首的250多名美国军官组成了援助希腊顾问团。到1949年希腊政府军计有18万人，且装备精良，武器先进，还有空军和海军的大力支援，而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军则缺乏粮食、弹药，也没有得到来自苏联阵营的援助，终被镇压，不得不将游击队撤入阿尔巴尼亚境内，希腊内战结束。
1949年希腊共产党全军覆没的命运，其实早在1944年10月丘吉尔斯大林的“百分比协议”中就确定了。希腊共产党和伊朗左翼力量的命运差别仅在于，前者“交易”发生在事前，后者则发生在事后。这样的结局，不能不对包括中国蒋介石国民党在内的英美势力是一个鼓舞，同时也让包括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及铁托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内的一切国际共产主义力量对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有所警惕，这大概也是后来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中国等抵制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而不是所谓的“苏联模式”——的重要原因。
1946年4月2日，南斯拉夫联邦议会发表外交政策，表示愿意承担原南政府同美国所订条约的义务。美国政府据此于4月18日宣布承认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政府。这使斯大林隐约感到对俄战略地位有重要意义的巴尔干有了脱离苏联的危机。在远东地区，也是最现实的因素是，中共在接收东北于4月19日占领长春后，却又于5月在四平守卫战中——尽管有苏联在物资方面的大力支援——严重失利，以至不得不放弃对整个战局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四平。这大大动摇了斯大林对毛泽东（是否有能力守住苏联在东北的利益）的信心[130]并加剧了斯大林在蒋经国回国后对蒋介石倒向苏联的期盼心情。从蒋经国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当时斯大林对蒋介石的期盼是非常急迫的。蒋经国写道：
俄方洽请父亲与斯大林会晤一事，经过情形是这样的。三十五年（1946年）五月中旬[131]，一位苏联驻华大使馆的武官，名叫罗逊[132]的，声言有事，到处找我。我当时就约期同他会面，一见面，他就说：“你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说：“到北平去了。”他说：“这几天是我一生最着急的日子，到处找你，都没找到。”他同时拿出一个电报来给我看，内容是说：“苏联政府欢迎蒋委员长到莫斯科去，同斯大林元帅见面；倘使蒋委员长认为在莫斯科见面不妥当，斯大林同意指定苏联国境以内的任何地方见面。”我立即回答他说：“我要当面报告委员长。”他说：“你报告以后，委员长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答复，请你马上告诉我！”他说话时态度非常焦急。我回来报告父亲之后，父亲说：“慢慢答复他。”当天罗逊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竟一连打了七次电话给我，催问这事，当他打第七次的电话时，已是深夜了；我就用很轻松的口吻推托说：“朋友！我要睡觉了，明天再谈好不好？”他说：“到底委员长怎样呢？”我说：“委员长还没有说什么。”到了第二天，父亲召我去，并指示我说：“你去告诉罗逊，几个月之内，我很忙，不能离开自己的国土。”父亲又指示我说：“关于这种事，你就答复他这几句好了，不必多说。”我奉命后，就直接去找罗逊，遵照父亲的意旨行事，把上述的几句话，告诉了他。他说：“还有什么话要说的没有？”我回答说：“再没有别的话。”事实的经过，就是如此。[133]
丘吉尔“铁幕演说”以及发生在伊朗和希腊的有利于西方的形势变化，也影响着同期的中国国共两党领导人形势判断。
蒋介石经过权衡后，下决心放弃苏联迅速倒向美国并得到美国的呼应。[134]1946年6月28日，美国政府批准新的军事援助蒋介石的协定，延长对其租借法案期限。8月30日，蒋介石同美国政府又签订《中美剩余物资购买合约》，根据合约，美国向国民党政府廉价出售军用物资；11月4日和12月20日，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中美航空协定》。
就在铁托刚与美国建交后的两个月，蒋介石又突然采取向美国“一边倒”政策，丘吉尔“铁幕”讲演后在欧洲和远东发生的这一系列重大事变严重挫伤了斯大林对蒋介石的期盼，自1927年“四一二”后，斯大林再次体会到了蒋介石翻脸不认人的政客做派。作为报复，斯大林迅速调整原来的支持国民党接收东三省的政策。
9月16日，苏联军代表尼德涅夫中将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莫斯科的重要建议，这一建议经八路军晋绥军区转告延安：依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反对苏军进入东北三省以外的地区，他们必须撤退出目前占领的察绥地区。因此，莫斯科坚决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前往接收，包括他们不久后将要撤出的东北地区。这位将军强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中共同苏联和外蒙之间的交通，以免将来国民党军队占领这些地区会再度切断双方的联系。克尼德涅夫将军表示，八路军务必全力控制这些地区，如果八路军需要，他们可以秘密地提供武器；即使将来八路军在抵抗国民党军队进攻时受挫，也可以靠近外蒙边界，甚至撤到外蒙去。但条件是“战略重心千万不能南移”。[135]几乎与此同时，苏联驻中国大使彼得罗夫在重庆直接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根据莫斯科的意见，中共应当“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线，防蒋进攻”。[136]与此相配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早在重庆谈判期间就作出了战略重心向整个北移 “向南防御，向北发展” 的重要决策。1945年9月19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并取得当时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的赞同，向全党发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137]的指示。与此相应，中央要求撤退长江南北分散孤立的八个解放区，集中兵力加强长江以北的阵地，接替江苏、山东中共主力北上后的防区，准备抵抗国民党在南线的进攻，掩护中央扩大和巩固东北根据地战略。[138]“当国民党部队北出山海关时，我已拥有大军20多万人。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先机进入东北的战略部署”。[139]
必须说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对中共与对斯大林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对前者来说，收缩战线，将拳头收拢于有苏联保护的东北，有利于抵御蒋的全面进攻，也有利于再次伸出拳头打击蒋介石。但对后者来说，斯大林则希望中共可以为他守住其在中长铁路和旅顺基地的“雅尔塔红利”，同时也可用东北地区消化中共的主力使其淡化南下统一全国的愿望。
当中共确定固守华北的战略后，斯大林对中共的支持，随美国对华干涉加深进一步加大。1946年9月30日，美军北上天津登陆，10月1日，又北上秦皇岛登陆。11月4日和12月20日，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中美航空协定》。这对已完成从东北撤军的苏联是重大刺激，这又促使斯大林急迫需要中共在东北快速扩张以抵御美国的对东北介入。10月1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特意接待了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彭真，特意转达斯大林的话：“中国共产党是勇敢的、聪明的、成熟了的，我们很有信心”。在得知中共中央准备夺取全东北时，斯大林表示“你们气魄很大”。但他不同意中共中央关于让开南满，争取背靠苏蒙朝鲜的东西北满的军事部署，认为应该在山海关方面部署15万主力部队，在沈阳周围地区部署10万兵力，他说“你把南边，特别是山海关方向抓住（长春路是商办，谁若运兵需要交涉），北面自然是你们的。东三省人力、财富主要在南边，又是门户，把这里掌握了，北面还有什么要紧。”[140]
不久，“东北局从苏军手里得到了一个大队的飞机、50辆坦克和上百门各种炮，以及南满日军武器库中可以装备十几万人的枪支弹药”。[141]此后，中共的军事胜利越来越多。
当时斯大林放手中共占领东北，尤其是支持中共控制山海关方向，首先是为了保证苏联在辽东半岛的旅顺大连港的战略利益。1945年12月23日，贝尔纳斯告诉斯大林天津有60万共产党军队，斯大林对此报之一笑，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牛皮大王。他们既夸大自己的力量，也夸大对手的力量。”[142]显然斯大林认为：仅占领东北的任务就可用尽中共的军力并使之无力南顾。
1947年，解放战争全线展开，战场形势也日见明朗。2月20~30日，华东野战军发动莱芜战役，歼国民党军7万多人，占领13座城市。5月，中共中央改变原先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案，转而提出“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计划。6月，中共军队粉碎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从防御作战转入局部反攻。6月2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进入国统区。7~8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8月20日沙家店战役胜利，中共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进攻。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歼国民党军2.4万。毛泽东断定蒋介石国民党败局已定。
与此同时，蒋介石倒向美国的力度也越来越大。12月8日，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海军协定》。
值得玩味的是。就在毛泽东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胜利，而蒋介石与美国勾结日益紧密的时候，斯大林反与毛泽东拉开了距离，尤其是在1946年8月31日蒋介石请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向斯大林转达“一旦中国国内政局稳定，我想亲自去见他”[143]的请求后，以及1947年4月24日斯大林接见马歇尔后，[144]斯大林开始对解放军的南向攻势加大限制。
1947年初，中共向斯大林提议毛泽东访问苏联，获斯大林同意，但要求此事绝对保密。但到6月15日，斯大林又致电以医生身份与中央的联络员阿·雅·奥尔洛夫，要他
转告毛泽东，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认为他不宜就莫斯科之行走露任何风声。如果毛泽东也认为应该这样做，那么我们觉得以通过哈尔滨为佳，届时若需要，我们可以派一架飞机迎接。望电告同毛泽东谈话的结果和他的愿望。[145]
这份文件反映了当时斯大林既想见毛泽东，想摸摸中共党对蒋战略的底牌，同时又怕因见毛泽东而最终失去蒋介石的矛盾心情。然而过了两个星期，斯大林决定暂时拉开与毛泽东的距离，7月1日，斯大林向奥尔洛夫拍发电报说：
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以暂时推迟毛泽东的出行为宜。[146]
1948年4月16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表达访苏的愿望：
我决定提早动身赴苏联。拟于月初从河北省石家庄北100公里处阜平县出发，在军队的掩护下过平张铁路……可能于6月初或中旬到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到贵国……我将就政治、军事、经济和其他重要问题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此外，如果可能，我还想往东欧和东南欧国家一行，考察人民阵线工作和其他工作形式。
（毛泽东在讲了随行人员名单后说）如您同意此计划，那我们照此办理；若您不同意，那就只有一条出路——我只身前来。[147]
面对毛泽东情意恳切的电报，斯大林先是同意，但到5月10日，又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称：
鉴于您所在地区的事态发展，尤其是傅作义已经开始进攻蔚县，也就是说，您来苏途中拟经过的三个地区都在火线上。我们担心，您的出行会影响事态的进程，况且您路上也不太平。有鉴于此，不知您是否应推迟来苏。您若决定不推迟动身，请通知我们并请告知何时向何处派飞机接迎。盼复。[148]
毛泽东接电后表示同意推迟访问，7月4日，毛泽东电告斯大林要求访苏，口气已有怨意：
与前两个月相比，我的健康状况大为好转。我拟近期动身前往贵国。有三条路线可去：陆海空。但不管怎样，我们务必经过哈尔滨，因我要同东北的一些负责同志商谈。望派飞机于本月25日前后到蔚县……如果您决定接我们走海路，望在本月底派船赴指定海口……如果我们不能乘飞机，也不能乘船，那我们无论如何本月15日前后也要动身北上。[149]
毛泽东可能不知道此间南斯拉夫铁托正在遭到斯大林的清算。6月28日，共产党情报局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7月14日，左右为难的斯大林请人转去复电：
杰列宾[150]转。请转告毛泽东下列内容：鉴于征粮工作已经开始，从8月份起领导同志要分赴各地，至11月方回。所以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时间安排到11月底。俾能同所有同志见面。[151]
毛泽东听到斯大林的意见后对转信的苏联同志说：“难道苏联把征米看得这么重要，乃至党中央的领导人都要出去参加吗？”1948年9月28日，毛泽东继续致电莫斯科称：
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向苏联共产党（布）和大老板亲自汇报。（为得到）指示，我打算据上一封电报所示的时间到莫斯科去。现在暂时先把上述内容做一笼统汇报，请您向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大老板转达。真心希望他们给予我们指示。[152]
11月28日，毛泽东致电莫斯科称自己忙于战事，要求将赴莫斯科的行期改至1949年12月底。[153]然而在1949年1月14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会仍作出推迟毛泽东访苏的决定。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包括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略性战役，历时142天，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共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此后，中国形成南北划江而治的格局。
就在斯大林反复拒绝毛泽东访苏、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斯大林又反复暗示毛泽东不要南进。
1948年8月，斯大林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说：你党应维持国内和平，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若再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154]
1949年伊始，就在毛泽东准备一鼓作气打过长江的时候，1月10日、11日、14日、15日，斯大林反复打电报给毛泽东建议与国民党继续和谈，建立和平，称“如果中国共产党直接拒绝与南京和谈，则向世人宣布它主张继续进行内战”。[155]1月底，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同刚刚上台的代总统李宗仁达成苏联调停国共内战的三项条件，张治中告诉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径波说，罗申向他表示莫斯科“希望结束目前的内战，并在委员长的领导下恢复和平。他们承认委员长是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领袖”[156]；他认为：“中共决心继续打下去并不是由于苏联的关系，盖苏联只劝告他们沿着长江停止进军。”[157]就在罗申与张治中谈话两天后，即被紧急召回莫斯科。蒋介石的秘书告诉司徒雷登：“在罗申启程的前夕，中国的情报机构截获了苏联发给驻南京大使馆的电报，并已破译。”据说，“这份电报指示改变（苏联）对华政策，努力在国共之间作出某些安排。”[158]1月30日至2月8日，斯大林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到西柏坡与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就新中国成立有关问题广泛交换意见。米高扬最关心是中共对待外蒙独立、苏联在旅大港的权利等方面主张，以及中共过江的决心和措施。[159]此间，即2月19日，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克拉布也向国务院马歇尔报告，罗申在回国述职前曾表示“如果国民党人愿意下令停止内战，苏联愿意在这方面予以协助。他可以保证，中国共产党人也会停止战斗”[160]。与此同时，苏联驻华大使馆按照蒋介石政府的要求随其迁往广州，这“看起来像是莫斯科方面对蒋介石政府的一种极为关切的表示”。[161]而蒋介石的盟友美国的使馆却在8月才离开南京。
这样在上海即将解放前夕，中国历史就出现这样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曾反对中共的美、英、法等国都留在南京并考虑要不要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建立某种关系，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留在南京准备与中共接触；[162]另一方面，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苏联在派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西柏坡“了解情况”的同时，其驻华大使也随同国民党南下广州。2月1日，周恩来请求米高扬对此予以说明。
现在，让我们再将目光从长江北岸移向南岸。
在这里，与苏联阻止中共南下企图相呼应，马歇尔也在紧锣密鼓地利用蒋介石的军事失败不惜以“换马”的方式逼着国民党与共产党在长城，继而在长江划界，以此将中国北南划分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和美国的势力范围——这是罗斯福与斯大林雅尔塔密谋的实质。
1946年初，也就是马歇尔来中国前后，美国国务院已有保持“一个分治的中国”的想法。据哈里曼回忆，他与同僚讨论时表示：
我认为蒋没有能力用战争来消灭共产党的军队和重新控制满洲。我以为我所能希望的最好结果是一个分治的中国，共产党占领中国北部，蒋控制中国南部。我想像蒋能存在下去，并认为我是低估了共产党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促使我相信共产党无力接管整个中国的人是斯大林本人。[163]
为此，美国帮助蒋介石向华北运送兵力。但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美国帮助蒋介石运送兵力的目的并不主要是为了帮助蒋介石收回东三省，而是需要蒋介石军队帮助美国落实罗斯福与斯大林在雅尔塔谋划而又为国民党政府默认的以长城北南为界的各自势力范围。至于蒋介石如何实现东北主权，只要不损害美国长城以南的利益，那是蒋介石与斯大林的事，美国并不介意。
1945年12月30日，斯大林与蒋经国谈话，蒋经国向斯大林转达了蒋介石的保证：“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中国将预先同苏联商量，并就发表共同的观点同苏联政府达成一致”；“东北永远不会成为反苏基地。中国军队开赴东北只是为了维持那里的秩序。中国政府本不愿意在中苏边境驻军”；蒋介石准备“在苏联与东北的边境建立像美国与加拿大边境那样一种制度”；在东三省经济方面，坚持门户开放政策，但依然保持苏联在经济方面的主导作用。斯大林说：“苏联不谋求优势地位”。蒋经国答道：“中国愿意向苏联提供这种地位”。斯大林表示感谢，在蒋经国作了“美军一完成自己的使命就撤走”的表示后，斯大林说“苏联政府不希望美军进入东北。这是苏联的地区。好像美军并不想进入东北。无论美军，英军和其他外国军队均不应当允许进入东北”。蒋经国表示：“美国不会进入东北，并且再次重申：他们一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全部撤出中国”。[164]为了保证对苏联势力范围的“尊重”，1946年1月5日，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
这次“亲苏”谈话内容很可能为美国了解，1946年初马歇尔赴华伊始给蒋介石的第一个下马威就是通过美国国务院照会国民党政府声称：中苏两国政府对于中国东北工业问题的谈判，被美国政府认为将会“违反门户开放原则”，对于企求参加中国东北工业开发权利的美国人将会形成“明显的歧视”。[165]蒋介石当然明白其中的含义：在美国与苏联之间，他只能二者必居其一。为了东北，他必须倒向苏联，而为了打败共产党，巩固其统治权力，他又必须倒向美国。丘吉尔3月铁幕演说和苏联5月全部撤离中国东北后，蒋介石再次玩起1927年曾玩过的“翻脸不认人”把戏，全面倒向美国并为此很快获得美国“延长对国民党政府租借法案期限”的保证，并与美国签订《中美剩余物资购买合约》。根据“合约”，美国向国民党政府廉价出售军用物资。
但蒋介石根本不知道——如果他了解英美苏在德黑兰关于第二战场地点的争论及其意义，就会理解——马歇尔对华方案的真实意图，只是在促成中国统一的幌子下，让蒋军队为美国守住长城以南的势力范围，这正如斯大林在长城以北支持中共军队的目的是让他们为苏联守住其关外势力范围的目的一样。
蒋介石倒向美国，也促使斯大林在退出东北之前快速将东北交与中共军队。1946年4月18日，中共一举拿下长春。当天马歇尔从美国回到中国，立即当面对蒋介石收回东北的想法施以“声色俱厉”[166]的高压。面对蒋介石的军事危机，马歇尔冷冰冰地告诉蒋介石“国民政府不可能亦不应再往北进”[167]，蒋介石表示除非共产党撤出长春，不然他决不签署或同意任何解决办法。马歇尔则埋怨蒋介石错过利用和平手段控制东北的机会。他批评蒋介石战线过长，兵力分散，[168]暗示蒋应向南收缩战线。4月19日，马歇尔会见蒋介石，“主张应与共军妥协”，蒋介石气愤地连续几日在日记中对“愤其不争”马歇尔充满怨意。蒋介石在4月19日的日记中说，他决定：
当直告非先改变其（马歇尔）对共党之态度与方针，决不能达成调解之目的；唯有美方坚持积极协助我政府之政策，方能达成消极“容共”之目的。若仍采取过去对共党怀柔与妥协之方针，则将贻误大计，必至根本失败而后已。[169]
蒋介石认为，只要给马歇尔晓之以理，“美国必反对俄国垄断东北”，“而愿协助我政府收复东北主权”。他写道：“如马歇尔果有卓见，则应以客观态度认识俄、共绝无诚意者。”（蒋介石1946年4月21日日记）。但到第二天（1946年4月22日）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没想到马歇尔也直告他：“如果不与共军妥协，则美国将停止对运输政府军前往东北的支援。”[170]当天（4月2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我中央军须由美军代为运输，一切计划皆受其牵制，且彼时以撤退其海军、中止其运输以为胁迫，使我不能不迁就彼对共党妥协之建议；殊不知此时对共党妥协，实无异对俄国屈服，当共党气焰嚣张之时，其要求条件之苛刻决难忍受。故应对马歇尔直说之，促其觉悟也。[171]
蒋介石实则不明白：这时马歇尔所谓实现“停战”的潜台词已是让蒋介石放弃东北，中共不要南下。前一任务由他马歇尔完成，后一任务，他知道斯大林自然会与他保持默契。蒋介石哪里知道马歇尔“反共”只是为了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幌子，其4月返华的真正目的，是与斯大林合唱南北分裂中国的双簧戏。马歇尔秉承罗斯福美国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争执的原则，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欧洲并实现了美国对世界的主导权战略。在远东，马歇尔与斯大林试图实现对远东，首先是对中国的战略红利的分配。美国反共与否取决于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的需要。因此马歇尔不容许蒋介石与中共最后摊牌，因为马歇尔只需要蒋军守住美国在中国关内的利益。关于这一点，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的列多夫斯基倒看得明白。他写道：
众所周知，美国拒绝参加国民党在满洲同中共军队的作战行动，马歇尔制止蒋介石进攻北满，以避免同苏联发生严重冲突。美国人建议蒋介石放弃掌握满洲的企图，因为这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希望满洲像新疆一样成为它的安全缓冲区，因此苏联不把满洲交给国民党，而交给莫斯科更信赖的共产党。美国人（除了有名的“鹰派”）建议蒋介石不要为满洲白费力气，而要集中同共产党在华北作斗争，以不使他们占领全部中国领土。[172]
此时的蒋介石却显得天真之极，他在4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
近察马歇尔之心理及其态度，及极以对共交涉之破裂或停顿为虑，时现恐惧与无法应付之情态，其精神几已完全为共党所控制，一唯共党之要求是从，无敢或违，几与共党心理抵触之条件，皆不敢自共方试谈，其畏共之心理竟至如此，余不得不加以剀切开导。若美国不改变以往之消极政策，而以实力积极支持我政府，则美国在东亚之声望，亦半因此丧失殆尽，无法挽回矣！马歇尔果有政治眼光与国际主义，明辨其美国自身之利害，当能领悟余言之不谬也。[173]
4月29日，马歇尔向蒋介石报告其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交涉经过。蒋介石又就马歇尔的“南辕”方针，苦口婆心地诉说着他的“北辙”方案的重要性：
美国对东北之政策与对俄、共之态度，必须重加考虑，且须从速决定。以此实为美国对东亚整个问题之关键；消极退出，抑或积极参加与领导，应有所抉择也。切不可再蹈过去“九一八”时代覆辙，以致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祸患。如果当时美、英对日能稍用压力，表示积极行动，则日本当不致如此猖獗，战祸自可消除矣。今日俄、共在东北之形势，亦复如是。此时对共党既非宣言所能制止，唯有准备实力，积极行动——协助我政府并明示其决心；则俄、共皆将慑服。否则，美国在东亚领导之声望决难维持，而第三次大战亦必以此为起因矣。[174]
如果这时换成丘吉尔，他立马就知道马歇尔真实意图，可只出卖过别人而自己则尚未经历被“同一战壕战友”出卖之痛的蒋介石还真的不知道：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大战中与苏联联手，才使美国成为现在这样一个即将主导世界的超级大国。大概只有等到蒋介石到台湾之后，特别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并与毛泽东握手后才能体悟出丘吉尔刚走过的那段“天路历程”[175]的酸痛心情。蒋介石对马歇尔真有点“恨铁不成钢”，他在8月3日的日记中自问而不知其所以然：
美国民族性之直率，乃至令人难解；以马歇尔如此重要人物，竟为共党所欺侮，而不自悟。甚至美军在平津道上遭受共军袭击，大损其国誉与军威，亦不之顾；而反于我政府在直接间接有形之中，施以压力，彼以为唯有如此，方能达成其调解之目的；殊不知共党与俄国决不容许其调解之成功也。[176]
读不懂马歇尔的蒋介石，当然也读不懂斯大林。其实此时的斯大林真的是在盼望马歇尔“调解之成功”，马歇尔与斯大林在分工合作以期瓜分中国。蒋尽管对马歇尔忿恨，但对美国仍坚贞不二。5月11日，蒋介石接到苏驻华使馆邀其访苏的迫切请求。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表达了其对美国的忠心：
斯大林邀余访俄，此乃离间中、美关系之最大阴谋。斯惯玩弄他人，而余则不受其欺诈也。唯此事婉拒后，彼将以所谋不遂，恼羞成怒，盖可断言。[177]
对美虽忠心如此，又有当月20日四平攻坚战的胜利，蒋还是没有换回马歇尔的“回心转意”，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马歇尔将军和杜鲁门总统都强烈要求蒋介石接受斯大林的邀请”。[178]蒋公此时很可能将马歇尔的“强烈要求”当作对他忠心的试探，1946年5月31日他在日记中透露出内心“海枯石烂心不变”的痴情：
此次婉拒斯大林邀约赴俄会议，为我外交成败之重大关键。若以马歇尔最近对余之态度而言，诚令人绝望，然余深知俄国扶助中共赤化中国之一贯政策，决不能因余之赴约而有所转移，且徒增马歇尔之疑忌，是适中斯大林离间中、美之阴谋耳。故对美、对俄之外交政策，决不能以马歇尔个人一时之好恶而变更我基本国策。[179]
6月7日，国共两军宣布休战15天，6月26日，蒋介石决定摆脱马歇尔的“调停”，撕毁停战协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7月4日，蒋介石“国民政府”通过“戡乱方针”，7月5日，又颁布了“总动员令”。7月7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七七”九周年纪念宣言》，谴责美国“马歇尔、魏德迈采取武装干涉政策”，要求美国“撤退在华驻军”。对此，蒋介石以极复杂的“闺怨”心情写道：
马歇尔因中共发表“七七宣言”，颇受刺激，彼明知欲使共党接受其调处，已无希望，但仍一意对共党迁就，并不断对我施用压力，始终坚持其不用武力之主张，而置我国存亡绝续于不顾。至可痛惜也！[180]
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客观地说，蒋介石拒绝马歇尔“调停”与毛泽东在1949年过江前夕不听从斯大林的“劝阻”的性质是一样，目的都是要避免中国出现“南北朝”局面，尽管他与毛泽东分别代表的阶级之间势不两立，但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他们两人都表现出与美苏霸权主义不妥协的勇气。两个人在中国统一问题上的差别只在于他们代表国内不同的阶级利益及由此带来的不同的中国前途。今天不难假设，如果当年蒋介石取胜，他的政府带给中国的前途只能是尼赫鲁带给印度的那种“拉美化”的中国。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则带给中国的是一个有独立国民经济体系支撑的独立自主的国家。毛泽东曾评价蒋介石说，“他这个人是亲美派，但是亲美亲到要把他那点东西搞垮，他就不赞成”，“美国人力图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成附庸国甚至托管地，蒋介石拼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半独立性”。[181]
然而，即使蒋介石的这点“半独立性”马歇尔也不允许，马歇尔要求的是中国事实上的南北“分治”（实质就是南北分裂！）。马歇尔在当月写给杜鲁门的信中作出为实现美国在华利益不惜“换马”的暗示。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说：
当我阅读马歇尔报告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都有一些人愿意根据一个和平解决方案来共同工作。但是双方也都有一些极端分子不要谈判，决定拿武力来解决他们国家的命运。[182]蒋介石委员长自己则似乎介于这两类人之间。在今年春季，他周围的温和派的影响无疑是占了上风，他同意做些让步，尽管表现出了不十分甘心情愿的样子。然而，现在看来好像是极端的军队集团得势，他不再愿意再听取马歇尔的忠告了。[183]
在得到马歇尔同意后，杜鲁门决定亲自向蒋介石施加更大的压力。8月10日，杜鲁门让中国驻美大使将一封长信转交蒋介石。在信的结尾处，杜鲁门威胁道：
除非在和平解决中国国内问题上，确保在短期内有着真正的进展，否则就不能期望美国舆论会继续以无私的态度来对付你们的国家。而且我有对美国人民重新说明和解释美国立场的必要。
我真诚地希望能在最近的将来，得到阁下的令人鼓舞的好消息，以期促成我们共同宣布的目标。[184]
全信读后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杜鲁门在给蒋介石下逐客令，意即如不能“在最近的将来”停止内战，美不仅将重新考虑对华援助，而且美国不惜“换马”也要达到“停战”的目的。[185]此时，杜鲁门“停战”的潜台词与马歇尔一样，就是让蒋介石放弃东北，与共产党以长城为界形成南北朝。
8月14日，蒋介石再次要求军队“国家化”，8月18日，美国停止对蒋支援军火。蒋介石在8月30日日记中痛心疾首地称：“美国务院对我以现款购买其军火事，竟拒绝发给出口证，此乃马歇尔对我更进一步之压力；可知美国对华政策已因马歇尔之调解不成，更趋恶化。果尔，则马歇尔纵容共党，其将不仅有害我国，而适足以自害美国矣。”[186]但生气归生气，美国的支持还是不能丢。为了赢得美国的支持，11月4日，蒋介石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个条约连同与美国签订的其他条约，据司徒雷登说就是：“全中国领土均向美国商人开放。”[187]美国《世界报道》杂志披露，蒋介石在获得美国剩余物资之后不久，“已允许美国军舰在30年内可以在中国沿海船坞中修理”。[188]美国军舰可以据此自由出入、使用并实际占领中国的一切港口。8月31日，蒋介石又与陈纳德订立合同，授权其组织空运队在中国各地任意飞行。[189]
安抚好美国后，11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共产党解放区的张家口。12月1日，马歇尔拜访蒋介石。在回答蒋提出的“一旦争取共产党合作的努力最终失败，该怎么办”的问题时，马歇尔直告蒋介石，他坚信“不能以军事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因为长此以往，不久就会使国家陷入财政困境”[190]。言下之意，就是你再与共产党打下去，将得不到美国的继续支持。蒋介石则不以为然地说，据他的经验，只要政府占优势，俄国就会基于现实而不援助中共——尤其鉴于现在俄国全神贯注于其西部边境问题。蒋介石告诉马歇尔，他自信在今后9~10个月内可以粉碎共产党的军事力量。[191]
鉴于蒋介石的不妥协，1947年1月29日，美国宣布退出中国内战的“调停”。杜鲁门哀叹道：
1947年初，马歇尔将军是承认失败了。他说两方面都不愿意执行协议。蒋介石没有倾听这个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家之一的忠告，他是输给共产党了。[192]
其实，杜鲁门这是借酒说胡话。明眼人——比如北面的斯大林——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说，“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要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可能出现‘南北朝’。我们没有听他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193]。如果这句话稍改一下就是：蒋介石如果听了马歇尔的话，中国倒也真可能出现“南北朝”。
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并不是所有的在华美国人都像马歇尔那样只站在美国立场考虑中国问题。蒋介石坚持军事占领东北，除了国共内战的因素外，还有地缘政治的考虑。1941年12月2日，罗斯福总统的并兼蒋介石政府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194]曾对苏联大使披露：“华盛顿和伦敦在考虑，或把东北留给日本，或把东北变成‘缓冲地带’，以便（在任何情况下）保障远东的均势。” 拉铁摩尔告诉这位大使，“他同蒋介石讨论过东北问题，他只好说服他不要放弃东北，不要‘注销’东北，而设法使东北与中国重新统一。”[195]蒋介石不听马歇尔“建议”，坚持占领东北大概就是听了拉铁摩尔“不要放弃东北”忠言后的具体行动。
1947年蒋介石率先打破国内“冷战”僵局。3月，国民党重点进攻陕北、山东解放区。3月19日，占领延安。由此，国共两军全线开战。至年底，中国共产党军队共歼敌75万人。从此改变了中国战场形势，共产党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毛泽东认为：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还在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此次战争的第一个年头内，人民解放军即已在几个战场上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这迫使蒋介石转入防御地位。而从战争第二年的第一季，即1947年7月至9月间，人民解放军即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破坏了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现在，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196]
军事上的败退，再次给美国在中国推行导致中国南北分治的“马歇尔计划”提供了“换马”的机会。美国准备物色在中国利益的新的代理人以取代多少还有点“半独立性”的蒋介石。1946年10月11日蒋介石攻占石家庄后的第二天宣布召开国民大会，11月15日，国民大会开幕。12月25日大会闭幕，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1948年3月19日，蒋介石当选总统。但围绕副总统一职，各派争夺激烈。其中李宗仁的实力最强。3月31日，司徒雷登向马歇尔汇报说国民党内部：
大家越来越感到军事上战胜共产党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要避免共产党控制全中国，便须另找解决办法，甚至委员长也了解到老的办法不行，需要新的方法。我们认为，现在他们正诚恳地寻求有效的新方法，但还没有找到这种药方。似乎对于采取走向和平的积极行动，每个人都希望由他人发起。那些处于能影响委员长采取积极和有效措施的地位的人怕冒犯委员长，因而不愿提出他们的改革主张。他周围需要更勇敢的顾问，也许改组后的政府能应他之需。[197]
当天（3月31日）在同一份批呈送报告中[198]，司徒雷登还向马歇尔提交了两份对比鲜明的报告。一份是蒋介石的“主要动向摘要”，总意是蒋派“独立于美国”的立场，他透露：
从马歇尔离华到魏德迈使华：军队的同志感到兴高采烈，因为这一时期美国的影响缩小了，被人们认为是强烈亲美的宋氏家族的影响也缩小了。这些军队同志除了上面提到的陈诚和胡宗南外，还包括于志石（中华民国政府军事事务局局长）和顾祝同（中国陆军司令长官），以及其他一些在德国受过教育的人。[199]
这些对美国有“独立于美国”感情的人士中，就是没有李宗仁。在同批报告中，司徒雷登向马歇尔递上李宗仁宴请他并向司徒雷登表白的政策主张。结合上面两份报告，此份报告让人读起来大有一种司徒雷登向马歇尔“隆重推荐”亲美才俊的感觉。报告说：
阁下，我有幸引用我和李宗仁元帅（蒋介石北平行营指挥官和副总统候选人）谈话备忘录中如下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部分，国务院也许对此感兴趣。
3月27日晚，李元帅宴请我，并详细讨论了他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及有关的事务。他希望能与蒋介石私下会谈，但因为几天前才到这里，他只见到他一次，当时是被邀请与其他候选人进餐，即孙科（立法院院长）和陈诚（蒋介石汉口行营指挥官）。唯一与选举有关的是委员长声明，党没有进一步提名，选举将是公开投票。他认为这给了他一个较好的机会。他描述他参加选举的目的是由于认识到蒋介石需要某种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抵销他（蒋介石）的专横、固执己见，以及总的来说是不民主的方法。他认为能比其他候选人更好地做到这一点，这是他能提供服务的最有效的方法。必须以某种方式做这件事，否则目前的政治体制会崩溃。他谈了他长期协助蒋介石最不幸的缺点，即蒋非常执拗和不妥协，后一点是他的优点也是缺点，最严重的缺点是蒋拒绝与其他人讨论问题，固执己见，专断地发布命令。非常愿意承担责任，但考虑到自己的身体和国家的幸福，这一点他做得过度了。蒋应该摆脱他周围的小集团，引进青年人和更进步的人。李宗仁同意我的看法，即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说服蒋介石改变他的方式。
关于总的形势，他认为镇压共产党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他以太平天国反叛为例，镇压它用了18年。镇压白朗叛首也用了8年。这不能仅靠军事手段，而且要求政治改革。[200]
李宗仁选择的表态似乎最接近马歇尔的中国方案。4月23日，司徒雷登密报回国即被任命为国务卿的马歇尔：
接近李宗仁的消息来源一再报告说，李宗仁与委员长已经完全决裂。他计划如果竞选副总统失败，便采取某种“行动”，至于是何种行动，则未具体指出。其他资格较低的人士猜测，可能是地方军事反叛的方式。南京四郊大部分是两广军队，我们不知道他们忠于李还是忠于委员长。根据目前的消息，我们认为军事政变虽然可以想象，然而却很渺茫。李宗仁也许会由于认为在委员长那里受到冷遇和国民党机构拒绝他在目前危机中为国效劳而感到失望，于盛怒之下会干出事来。我们认为，如果有行动的话，那也是以后才会发生；也许可能和香港和华南一些意见不和者联合起来，确有李与他们联系密切的迹象。副总统选举或许要到6月24日或25日才能结束。[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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