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仅是对蒋介石的回答，同时也似乎是对斯大林的回答。就在毛泽东七大讲话之后不久，斯大林告诉蒋经国：“在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政府和两支军队方面，他（蒋介石）是对的。”[54]与此同时，中共党内也有迎合斯大林阶级合作道路的思潮。1945年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毛泽东“因疲劳过度，患病住院”[55]。此间刘少奇同志主持工作。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经过多次讨论并“经毛泽东修改审定”[56]后，正式向全党下发《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认为：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激烈争论之后，已获得重大结果。决定改组政府，并通过施政纲领，宪草原则，又决定召开立宪国民大会，整编全国军队，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及议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民选省长等项原则。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虽然一定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道路，但是这一新阶段是已经到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现已陆续公布，望各地在党内外，特别在各大城市，分别进行适当的广大的宣传，举行庆祝大会，发出庆贺通电，要求政府立即实行决议；而在我们自己方面，则准备为坚决实现这些决议而奋斗。
关于今后军队与党的关系，《指示》表示：
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指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指令，我党与军队的关系，将依照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
最后《指示》指出：
必须指出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狭隘的关门主义。由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及十八年的国共尖锐斗争，党内党外均有许多人不相信内战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实现，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行民主改革，并能继续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因而采取怀疑态度，对于许多工作不愿实行认真的转变，不愿用心学习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形式。因此各地党委应详细解释目前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很好的克服这些偏向。有些党外人士比党员还要左，我们应当好好说服他们。由于整个政治形势的发展，中央相信这种偏向是不难克服的，但在以后一个时期，国内和平民主新阶段更加确定，并为广大群众看清之后，在国民党实行若干重大改革之后，右倾情绪即可能生长起来，并可能成为主要危险倾向，那时我们就要注意克服右倾情绪。但在今天则应注意克服一部分群众中的左倾关门主义。 [57]
当时，就连苏联大使都认为：“没有可怕的危险”了，相信中共“应学习法国的经验，今后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58]。
斯大林曾支持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于1948年与斯大林反目[59]后，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在战后他更加将苏联利益作为绝对原则，对二战结束后出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潮则日益淡漠，如果再考虑到中共党内的“和平民主”思潮，这些都对正处于中国命运大决战关键时刻的毛泽东形成巨大压力。
1944年3~4月间，中国战场发生了与同期希腊战场的类似形势，蒋介石在几个月内丢掉了豫、鄂、湘、粤、等广大区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壮大到47万，民兵227万，根据地人口达到8000万。面对中国国共对垒的形势，6月，罗斯福派哈里曼返回莫斯科“同苏联领袖讨论中国问题”。6月10日，哈里曼拜见斯大林。此前4天，英美军队在法国登陆成功，斯大林心情特别好，他对哈里曼说：“战争史上从未见过如此辉煌的一次战役。拿破仑本人从未试一下。希特勒想到了，但他是个笨蛋，也从未真正试过。”[60]关于中国问题，据哈里曼的译员爱德华·佩奇的记录道：
哈里曼大使开始回顾了罗斯福曾在德黑兰说过的，即蒋介石是唯一能把中国合在一起的人。斯大林同意说，是这样。哈里曼接着说，总统认为，应该首先鼓励蒋介石同华北的共产党寻求一种解决办法，以便团结起来抗日；其次应该鼓励蒋介石把他的对内政策搞得开明一些。斯大林评论道：“说比做要容易。”接着，斯大林进行了看来比通常更自由的谈话，他重申他的看法，即在目前情况下，蒋介石是最恰当的人，因而必须给予支持。但是，这个最恰当的人也是差劲的。他认为，在蒋领导下的中国，仗打得不好，并举出了一些或许公正或许不公正的例子。他有这个印象，即蒋介石周围不少人是骗子，甚至是汉奸，因为日本人似乎对重庆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清楚。他抱怨蒋介石没有使用中国共产党人抗日，相反，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跟他们发生争吵。他认为这是愚蠢的。因为，他说——记录说他笑着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共产党人，他们是‘人造奶油’共产党人。尽管如此，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要跟日本作战”。
在斯大林看来，在中共党内，只有像王明这样的忠实于莫斯科路线的人才不是“‘人造奶油’共产党人”。在斯大林那里，似乎中国共产党是不应当有自己的“祖国”的，从他对法共、希共、南共的态度看，似乎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祖国”只能在莫斯科。莫斯科的安危才是他们“祖国”的安危。
哈里曼问斯大林，在他看来，美苏共同对华政策是什么？斯大林似乎把这个问题转给我们。他说，美国应该而且可以在这方面起领导作用，因为大不列颠和苏联都不能做到这一点。他建议，美国可以对蒋介石施加更充分的影响，坚持要他去掉那些不诚实的助手，把权力授予愿意打仗的年轻些的人。在所有这些方面，美国的政策应该是灵活的，应随时准备支持那些一旦崛起的优秀的新人。接着，斯大林就最近在新疆与外蒙古发生的纠纷说了一段话。他说，虽然眼下那边局势已平静下来，不过，一旦这样情况再度发生，苏联将会感到有义务再一次给予外蒙古以武装支持。最后，他指责蒋介石周围那帮人，说他们散布苏联跟日本就中国问题进行秘密交易的流言蜚语。他说这些报告都是胡说八道。他重申，苏联对中国的立场，仍然是以1924年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61]为基础的。[62]
阅读斯大林外交谈话时不仅要看他表态，更要读出他在表态后又不直说出但他还所想要的东西。许多包括俄国人在内的学者在阅读斯大林谈话时，往往注意到斯大林明说的方面——斯大林明说的一般都是好话，但这些学者对于其中暗示的内容往往忽略。斯大林的谈判特点是在他承认你的利益的同时，却自己不说出而希望对方说出将对他有回报。在上面的讲话中，斯大林先肯定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主导作用，这是在暗示，那美国是否会承认苏联是其分割战后中国利益的伙伴呢？斯大林肯定蒋介石的法统地位，这同时在暗示除了他与罗斯福在德黑兰和次年雅尔塔会议上所要求的不冻港和中东铁路的利益外，蒋介石和美国应满足苏联将新疆、外蒙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的强烈要求。
1944年8月18日，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与陆军部长史汀生推荐赫尔利以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赫尔利来华之前，先与美国战争物资生产局长纳尔逊于8月31日抵莫斯科，同莫洛托夫讨论“中国情况”。莫洛托夫尽力撇开苏联政府与中共的关系。据纳尔逊给美国务院的报告说：
虽然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曾被不公正地认为对于近年在中国发生的种种事件应负责任，他却强调说，苏联政府对于中国内部的事件和发展，不负任何责任。莫洛托夫说到中国某些地区人民很贫困的情况，这些人民中，有人自称共产党人，但与共产主义不发生任何关系。只是对于他们的经济情况不满意的一种表示，一旦他们的经济情况改善，他们就会忘记这种政治倾向。[63]不应把苏联政府与这些“共产分子”联系起来，也不能因这种情况，而对苏联政府作任何谴责。全部情况的解决，是使中国政府为共同利益而努力完成当前的种种工作，并使中国的生活更趋于正常。莫洛托夫总结说，假若美国帮助中国人统一他们的国家，改进他们军事和经济的情况，并为这种工作选择最优秀的人物，苏联方面将至感高兴……莫洛托夫也阐明下列一点，即在蒋介石改变政策，设法增进中苏关系前，苏联政府对于中国政府事件不打算有任何的关心。[64]
莫洛托夫实则是在告诉美国人，苏联与中共没有什么实质关系，也不对他们的行为负责。我们欢迎美国介入中国事务，但前提是要看蒋介石给的什么回报。莫洛托夫这里是在逼迫蒋介石同意斯大林在德黑兰向罗斯福要求的旅顺基地及中东铁路，以及外蒙等要求。赫尔利得到苏联底牌后，于9月6日，到达重庆，并于次日即见蒋介石，声明罗斯福派他来的任务就是“维护中国国民政府的巩固，拥护委员长是中国的领袖”。当说到“领袖”二字时，赫尔利还“特别提高了嗓门”，，乐得蒋介石笑眯了眼，“频频点首，表示感谢”。[65]9月30日，赫尔利接替高思任美驻华大使。
1945年2月，罗斯福与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远东问题达成协议。罗斯福基本满足了斯大林在中国的要求。[66]4月12日，罗斯福逝世。1945年4月15日，赫尔利深夜继哈里曼去年（1944年6月10日）拜访斯大林后，再次与斯大林面谈，以确定苏联支持蒋介石的立场是否变化。赫尔利在谈话后两天（4月17日）向美国务院提交的报告表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依旧。赫尔利写道：
我的分析简约如下：“前次会谈中，莫洛托夫说，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并非共产党。他们的目标在获得他们视为中国所必需而且适当改革。苏联并不支持中国共产党。苏联不愿中国内部意见分歧或发生内战。苏联政府愿意对中国有更密切和更和睦的关系……”莫洛托夫对于这个分析，表示同意。然后我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简约地叙述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间现时存在的关系。我坦白地叙述，我曾经有助于促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间的会议与谈判。
我表明美国坚决主张中国置备它自己的领袖人才，决定它自己的事并对它自己的政策负责。根据这点。美国赞同中国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政府的抱负并支持一切为统一中国武装军队的努力。……为促进上项计划，决定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国民政府。斯大林坦白表示，苏联政府支持这个政策。他又说，他愿与美国英国合作，完成中国军队的统一。他称许蒋介石，并说，中国国民政府某些官员中虽曾有贪污发生，他知道蒋介石却是“不自私”的，而且是“一个爱国志士”，在过去苏联也曾对他友好。总之，斯大林在这次会谈中，对曾向他简约叙述的美国对华政策，无条件表示同意。[67]
为了对斯大林底牌有更准确的了解，更是为在7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与斯大林的会面作准备，美方提升级别，于5月26日到6月6日霍普金斯以总统特别助理的身份在哈里曼陪同下与斯大林进行了六次会谈。其中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波兰问题上。关于远东，哈里曼回忆说：
如果说朝鲜的未来斯大林只是一掠而过，对中国的前途他却显示出强烈的兴趣。这方面的讨论起因于霍普金斯的一个揭示：马歇尔将军和金将军上将急于了解苏联究竟于何时对日开战。在雅尔塔，斯大林曾许诺在德国投降后两至三个月内参战。现在作为对霍普金斯的回答，他说他在远东的部队到8月8日将各就各位。但开战的确实日期，他进而讲，将视他和罗斯福的秘密协定的执行情况而定——涉及到这一协定也就需要蒋介石的同意。假使蒋接受他的政治要求，那么红军将在8月对日本采取行动。霍普金斯表示，就他回忆所及，先是罗斯福，今则杜鲁门，都一直在等待斯大林的信息然后去和蒋接洽。那不错，斯大林回答说。他们曾同意，苏军主力部队的调动进行之前，暂缓告知委员长。现在他想他将直接向中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可望他在旧金山会议后访问莫斯科。
霍普金斯说：赫尔利大使一直在做工作，使蒋的国民党政府跟中国共产党人和解；他欢迎斯大林就实现统一的途径发表见解。斯大林说，他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大家都会同意，中国应成为一个完整的、稳定的国家，而不该像19世纪的德国那样成为许多分离的小邦的集合体。她将需要经济援助，而这只能来自美国。[68]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斯大林说中国“不该像19世纪的德国那样成为许多分离的小邦的集合体”，是在向美国表明，中国只能是苏联和美国的势力范围或说瓜分对象，而不能再象19世纪末那样是整个欧亚帝国主义国家参与瓜分的对象。斯大林接着再次重复6月10日向哈里曼表达的在中国重建中“美国应该而且可以在这方面起领导作用”即美国在中国可以占大头的意见。他告诉霍普金斯：
帮助中国自立，美国必然要起最大的作用；苏联会忙于自己国内的重建，而英国亦将陷身别的地方。[69]
有与斯大林谈判经验的政治家都明白，在听到斯大林告诉你“可以做什么”的时候，一定要听出和读出他暗含在其中的“凭什么”即斯大林所需要但又不明言的回报额度。当下的形势是美国急求于苏联而不是相反，[70]自然当斯大林说出前半句后，霍普金立即领会其中的含意，他向斯大林表示美国也不会独吞中国利益，他说，他“希望斯大林充分理解，我们在中国或远东没有独占性利益，也确实不想把任何其他国家排斥在外”。斯大林明白这“其他国家”并不是英国，而是苏联。斯大林还是将美国推到中国问题的主导地位。他回答道：
他充分理解这一点，但他所说的意思是，美国是唯一拥有资本和人才，在紧接着战事结束的这个时期内，能对中国真正有所帮助的国家。[71]
这里斯大林用“唯一”一词意在让美国放心，苏联只与美国而非其他国家分配中国利益。哈里曼接着探询苏联对满洲和中国其他地区的政治意图，斯大林重申：苏联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甚至在新疆也没有。而且，比之中国共产党人，他倒宁愿准备和蒋介石打交道。据美方纪录原文，斯大林表示：
至于委员长，元帅说，他对任何中国领导人都不大了解，但他觉得，蒋介石是中国领导人中最好的，并将成为统一中国的承当者。他说，他看不到任何其他领导人可能承当此任；并举例说，他并不以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有蒋介石那样好，也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完成中国的统一。[72]
哈里曼问：“当苏联军队开入满洲时，斯大林元帅是否打算让蒋介石组织民政工作？”斯大林毫不含糊地回答：
凡是苏联军队开入的地方，满洲也好，中国其他地方也好，中国行政机构都将由蒋介石建立。任何红军所在的地区，蒋介石都可以派代表建立其国民党政权。[73]
在确定斯大林在中国的底牌后，杜鲁门便于6月9日在华盛顿接见宋子文时将雅尔塔协定内容正式通知中国，要他在7月1日之前去莫斯科。6月15日，赫尔利在重庆通知蒋介石，美国政府将支持雅尔塔协定。
6月30日，宋子文到达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主要争论焦点是外蒙古问题。宋向斯大林说：如果割让了外蒙古，从而放弃已经在1913年后来又在1924年得到俄国人承认的一项所有权，那么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不能继续存在下去。斯大林认为：外蒙古是苏联的一个“缓冲地带”，它将保护苏联远东的领土。而且“外蒙人民既不愿意加入中国，也不愿意加入苏联，因此应当独立”。[74]
随宋子文赴苏联谈判还有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蒋经国在“7月4日以后”的某天[75]，曾以特殊的私人身份就外蒙古独立问题与斯大林透彻地交换看法。他告诉斯大林：“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斯大林也不将蒋经国当作一般的外交人员，干脆直接端出他常让别人体会而不言明的外交暗语，说：
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蒋经国还是不理解斯大林的商业逻辑，继续问：“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斯大林给蒋经国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经典回答，说：
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拿来出一张地图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76]
这时斯大林心中一定想到的是1905年俄国因西伯利亚运输缓慢而导致俄国与日本在远东战争中的战败。1942年10月15日，斯大林曾向到访的英美客人（艾登和哈里曼）就远东作战准备介绍情况时说：“第一次俄日战争时西伯利亚铁路的通过能力是每昼夜6对列车。当时的沙皇部长库罗帕特金曾为铁路通行能力增加到7对而祈祷。”[77]而此时，苏联再次远赴远东对日作战，兵源和资源的运输仍面临巨大的压力。据苏联方面估算，当时“西伯利亚铁路的通行能力是一昼夜36对列车，其中有10对必须用于满足经济需要。根据粗略估算，大约需要通过1000组列车才能在远东与日本兵力持平，或是稍有优势”。此外，“双轨的西伯利亚铁路无法运送35~40个师的给养，苏联还必须在远东建立起3~4个月的储备。”因此，实现对日作战计划“需要两个半月到三个月”。[78]为了保障这条铁路不被日本人拦腰切断，1939年苏联还与日本在诺门坎厮杀了三个多月，付出3000千多士兵生命的代价。显然，西伯利亚铁路对此时和未来苏联命运具有着重大的意义。此外，斯大林后来告诉蒋经国，据宋子文对哈里曼的转述，苏联计划“在以后的五十年期间使西伯利亚工业化”，而“满洲工业产品对实行西伯利亚工业化是不可少的，否则西伯利亚工业化是不能完成的”。[79]1812年抗击拿破仑入侵的战争、1941年抵抗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以及1905年和1945年俄罗斯人与日本交往的经验告诉斯大林，没有西伯利亚就没有俄国，没有西伯利亚工业化，俄国就守不住远东的利益，而没有西伯利亚大铁路，就不会有西伯利亚的工业化。
不仅如此，斯大林明白，外蒙独立就会在中国北方胸膛中间撕开一个大口子，有了这个口子，西可包抄新疆，东可控制东北，如果条件成熟还可促成这两个地区与中国的进一步分离——1949年2月4日，斯大林就委托米高扬转告毛泽东：“应该让少数民族自治，而不是独立”[80]；更有甚者，如果中国若有不从，还可从外蒙古以最近的距离直插中国政治心脏北京。
这时的蒋经国的外交经验还成熟不到能体会出斯大林话的含意，他甚至不知道斯大林在说什么。他告诉斯大林：“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25年，我们再加5年，则30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81]斯大林回答说：
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样的民族，更不会消灭。倘使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5年以后就会起来。[82]
蒋经国问：“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斯大林回答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5年。”[83]斯大林不耐烦地对这位少不足以与之谋事的蒋公子一语交底，说：
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我不把你当作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84]
最后这句却是斯大林情急中直接说出的心里话，也道出了斯大林战后对华政策的底牌。
7月7日，斯大林设宴招待乔巴山一行，斯大林举杯致词说：“为蒙古的领导人，为蒙古的独立干杯。”[85]这是变相在蒙古问题上给宋子文施压。晚23时，斯大林与宋子文第三次会谈，宋子文在得到蒋介石的授权后答复斯大林：中国可予以外蒙以高度自治，说这符合雅尔塔协定“保持外蒙现状”的精神。斯大林坚持：今天的外蒙古事实上是一个“人民共和国”，所谓现状，就意味着独立。双方争吵，致使斯大林两次说：谈判到此为止吧！两天后，在第四次会谈中，宋子文再次得到蒋介石授权，同意外蒙独立，但“交换条件”是：保持东北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不再支持新疆“匪乱”。斯大林对此表示欢迎，立即同意蒋介石的要求。[86]
宋子文每次与斯大林谈话后，总是“逐日把他在克里姆林宫的谈话内容通知哈里曼”[87]。哈里曼埋怨说：“宋一点也不关心那些令我担忧的事情，他认为，能使斯大林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对满洲的主权即为一项巨大的成就。他远不像我们那样地关心是中国还是俄国军队护卫铁路或者是大连港港务局长一类细节问题。”[88]哈里曼知道，失去中东铁路的控制权，中国也就失去了东三省的主权。这时的宋子文其实也顾不上这些了，这些也正是斯大林同意支持蒋介石政权而又没有明说的交换条件，没有这些条件，斯大林前面的承诺是不会兑现的。7月11日，斯大林同宋子文举行第五次会谈，中方全面满足了斯大林的要求。中苏第一轮会谈结束。
8月7日，中华民国新外长王世杰在蒋经国随同下再赴莫斯科。当天宋子文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关于将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交给苏联问题，双方均无异议。在外蒙古边界问题上，中方让步同意“外蒙以现在边疆为界”。双方另就中长铁路、旅大港的经营和管理达成协议。苏联政府还同意只承认国民党中央政府，不干涉新疆事务，尊重中国对东北三省领土的主权完整。中苏于8月14日达成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89]。据美国国务院事后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中说：
在换文时，苏联允诺把在精神上和军事上的全部援助给予“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并承认中国在满洲的主权；中国同意在战败日本后，如果经公民投票表决，根据外蒙古人民的愿望，将承认外蒙古独立。协定中关于大连的问题，使中国宣布为“自由港”，对各国商业和航运开放，并规定由中国管理该港，但以该港设备的一半，免费租借苏联使用，这一点规定超过了雅尔塔协定。此协定实际上并未生效。
协定中关于旅顺口，规定该地区由两国海军共同使用，并将该区域的界限扩大，虽然尚不及苏联所希望的1904年以前的界限，惟已超过美国所希望的界限。[90]
据哈里曼回忆说：“总的说来，宋博士办成了他认为重要的大部分事情。全世界都欢呼这个协议。”[91]在获得美苏支持后，蒋介石在与苏联达成协议的当天（8月14日），电邀毛泽东去重庆，称“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92]。这时已从蒋手中获得外蒙和东北利益的斯大林也与蒋介石前后脚地于8月20日、24日两次致电毛泽东称：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希望毛泽东赴重庆和谈，并担保毛泽东赴渝之安全。[93]美国驻苏大使馆9月10日致国务院的电报中说：“由于俄国的保证，中共讨价还价的地位和企图获得军事支持的基础无疑地大受削弱。”[94]
可以说，1945年8月苏联与蒋介石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后的中共真正碰到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艰难形势；此时的中国，在苏美的合谋和蒋介石的出卖下只剩下一个“主权”空壳。中国事实上已遭到美国和苏联的南北分割。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时回忆说：“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当时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决定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作出的。”[95]事后多年逐渐披露出来的档案文献也证实了毛泽东的话并不是情绪的宣泄。在整理俄罗斯解禁档案文献方面作了大量工作的沈志华教授证实：“实际上，苏联也正是从1948年夏天以后才开始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在目前为止披露的俄国档案文件中，没有发现苏联在此之前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的证据。”[96]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即使苏联与美国这时留给中国的“主权”空壳，也是在特定背景下出现的。19世纪初美国希望中国主权保持完整的原因是当时美国不够强大，[97]当时中国的分裂只能对欧洲列强有益，而美国不会从中获得足够的利益，而20世纪苏联与美国留给中国的“主权”空壳，则是苏联和美国想利用由他们主导的中国统一的政府将英国排除在外，用斯大林的话说就是“美国是唯一拥有资本和人才，在紧接着战事结束的这个时期内，能对中国真正有所帮助的国家”[98]。
此时的英国已迅速衰落，因此，它只有从中国的完全分裂中才能获取更多的利益。丘吉尔早在1942年10月21日在致艾登的信中，明白无误地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他说：“至于中国，我不认为重庆政府代表一个世界大国。在美国想搞掉不列颠的海外企图中，它肯定会因此买到一张选票。”[99]曾任美国驻苏联大使的戴维斯早在1939年9月就把英国的对华政策概括为“防止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削弱俄国（在华）力量”。[100]赫尔利来华后不久，也怀疑英国在中国的一些活动，他在1943年11月3日和英国驻华大使会谈后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迹象表明英国军事援助团的唯一目的是提高英国的战后地位”，“正在破坏美国促进团结的意图，从而企图使中国保持衰弱和分裂”。1944年11月间，英国驻华大使又在拜访赫尔利时谈到，“企图使中国的军事机构统一起来，可能是一个错误”。他认为，中国过去作为一个分裂的国家一直过得蛮好；促使其不和也许是一个好的见解，因为一个统一的中国只会在东方“引起麻烦”。英国大使说：“统一中国取得成功，将会意味着在未来的年代里帝国主义在东方被消灭，而白人对东方的统治将随之丧失。”[101]
1945年4月18日，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呈给总统杜鲁门关于赫尔利同丘吉尔和艾登的谈话备忘录。赫尔利电告国务院：
丘吉尔和艾登同意支持美国为统一中国境内的一切抗日部队和建立自由独立的中国政府所作的努力。但是，丘吉尔把美国对中国的长远政策污辱为“伟大的美国幻想”，他不赞成美国为了稳定它自己在中国的军事地位而从缅甸和印度撤出物资。在提到香港时，他宣称英帝国不准备放弃任何东西，而且认为英国不受大西洋宪章条款的约束。[102]
其实斯大林和罗斯福何尝不知中国统一的后果，斯大林就明确告诉蒋经国：“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103]斯大林和罗斯福为了排斥英国需要为中国留一个“主权”空壳（实质上就是半殖民地），这有利于操纵中国排除欧洲的在华利益，实现苏美利益的最大化。时任美国驻苏大使馆参赞的乔治·凯南对此看得透彻，他就斯大林1945年4月15日接见赫尔利并作出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承诺，写给哈里曼和国务院的报告给杜鲁门留下深刻的记忆。据杜鲁门回忆：
凯南并不怀疑（赫尔利）所引述的斯大林的话是正确的，但是他提请注意一个事实，即这些话对俄国人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斯大林准备接受统一中国军队和统一中国的原则，因为他知道这些条件只有在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接受的情况下才能实行。斯大林也准备同意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的主张，因为对他来说，一个自由的中国，意味着除俄国的影响外其他国家的影响要降到最低限度。凯南深信，俄国政策的目的仍然是尽最少的责任而取得最大的权益，并将在各个不同的地区施用压力。[104]
美国人看透了斯大林，但此时美国人的在华目的与斯大林比只有“五十步笑百步”的区别。
但是，美国和苏联利用蒋介石分裂中国的图谋遭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的中国人民的实质性抵制，同样，这种抵制又招致苏美联手对国共两党统一力量实施的更大的压力。具体表现是美国限制蒋介石全面“剿共”政策，而另一面斯大林则劝中共走法共道路，放下武器，成为议会党派。
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蒋介石公开致电邀毛泽东赴渝谈判。8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接受日军投降的“一号命令”，规定除中国东北的日军向苏联军队投降外，其他所有在中国和越南十七度线以北的日本军队，均向蒋介石投降。但此时“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据杜鲁门判断，“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105]魏德迈在给麦克阿瑟和尼米兹的电报中说：“在中国战区内接受大量日本军队的投降，并维护日本占领区目前的法律和秩序的问题，取决于迅速地把中央政府的军队调往各战略地区。”[106]
1945年12月20日，马歇尔以总统特使身份来华，“调停”中国内战。马歇尔的“出山”让斯大林欢欣鼓舞。12月23日，斯大林接见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面对这位新上任的国务卿“总是千方百计地要斯大林重申苏联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107]，并为美对华政策喋喋不休而又不着要领地作着政策申辩，斯大林在会见结束时对贝尔纳斯感叹道：“如果有什么人能解决（中国）这个形势的话，那就是马歇尔将军，马歇尔是仅有的几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中的一个。”[108]
在马歇尔来华前一天（12月19日），莫洛托夫向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重申：“支持蒋介石是苏联的政策，他们遵循着这项政策。他们应中国的要求在满洲留着他们的部队，以便蒋介石的军队争取时间进驻沈阳和长春。”[109]这是给马歇尔发出的信号，暗示美国：这是一个历史机会，美苏同样也可用分割欧洲的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在5个多月前，斯大林在情急之下向蒋经国道出真情，他说“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110]而阻止中国进步的真正方式，如果不能将中国撮合成一个在国民党领导下的唯苏美是从的软弱政府，那还不如南北肢解中国。斯大林相信，目前在美国政客中只有马歇尔能与斯大林在这方面形成战略默契。因为罗斯福去世后，只有马歇尔明白雅尔塔秘密协定及其对于苏美未来的全部内涵。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一书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很显然，斯大林相信，按照雅尔塔协定的规定，中国也应该照此办理。即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外的东北地区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长城以内的中国其他地区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苏联只需要确保它势力范围以内的权益，决不在长城以内制造麻烦；美国也不要把手伸到长城以外来。为了取得美国的合作，斯大林不希望看到长城以内的国共两党发生内战，[111]主张按照美国人的意愿支持在蒋介石领导下建立统一的中国政府。他出面劝告毛泽东停止武装斗争，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和平，随后赞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到中国直接调处国共两党关系，但自己不参加，也不同意把长城以外的中国东北列入调处范围之中，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112]
马歇尔对斯大林的意图心领神会，他一到重庆就造访苏联驻华使馆，据时任苏联驻华使馆秘书的列多夫斯基回忆：
马歇尔讲述了他赴华使命的目标：继续和争取顺利结束赫尔利已着手进行的工作，也就是争取使对立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在国内建立和平。马歇尔强调说，这符合美国和苏联的利益，他相信，我们两大国在中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他期望在执行自己十分复杂的繁重的使命时能得到苏联大使的合作。[113]
12月23日，美国海军开始运送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部，前往东北“武装接收”。为了掩护配合杜聿明的进攻，蒋介石密令孙连仲部星夜前进抢占战略要地，限期攻占承德、赤峰一线，切断华北中共军队进入东北的陆上交通。自1946年1月至6月美国装备了国民党军队25个师，连同抗战末期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达45个师之多，并且美国还为国民党训练了包括陆、海、空及其辅助人员15万人；当年前半年美国对蒋介石的物资援助达13.3亿美元，“是抗战期间援华物资的两倍”。[114]至1946年3月底，美军已运送国民党五个军进入东北，4月，又续加两个军，这使蒋介石在短期内完成了关外的军事部署。
与此同时，苏联军队也给予蒋介石接受东北的部队积极配合。苏军原定于1945年12月1日从中国东北撤退完毕，但国民党军队尚未准备就绪，苏军表示愿意延缓撤军至次年2月，承诺等到蒋介石军队有能力维持秩序后再撤退。据此，苏联方面与国民党再度达成协议，苏军撤退的最后期限，将延期到1946年2月1日，此间，苏联要求中共军队退出30里以外，“以免再被国民党方面抓住把柄”。[115]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结束，在最后发表的公报中苏联用文件的形式对蒋介石以国际承认，称：“三国外长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三国外长“一致同意，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并且内战必须停止”。[116]
但是，苏联在对国民党接收东三省提供的保障是有不言自明的条件的，这些条件在1945年12月30日斯大林通过蒋经国明确告诉蒋介石，斯大林说：
你们中国人要明白：美国人想要利用中国作为满足他的利益的工具，他必要的时候，是会牺牲你们的！苏联愿意把本国生产的机器、汽车，以及中国所没有的东西供给中国；同时，也希望中国能把自己出产的矿物、农产品供给苏联。苏联又可以帮助中国在东北建立重工业，并发展新疆的经济；但是，我再三声明，也是我最大的一个要求：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我的经济顾问最近会到长春去的，我要他和你见面；我并且告诉他：只要国民政府能保证今后美国不在东北得到利益，我们苏联一定可以作必要的让步。
苏联并不反对中国和美国建立关系，因为美国也可能帮助中国作经济上的建设，但是，希望你们千万不能信赖他。[117]
斯大林的话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要求蒋介石实际承认并绝对保证从新疆到东北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二是不反对蒋介石接受美国在经济上的帮助，但坚决反对美国军事介入中国事务，即“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第三，希望蒋介石在政治上“千万不要信赖”美国。言下之意，苏联是值得蒋介石信赖的国家。据宋子文在向哈利曼逐日汇报中说：当斯大林说他要作中国的朋友时，宋子文回答说：中国的政策就是要和苏联、美国都是友好的。斯大林则直截了当地表示：“你们要么和我们在一起，要么就反对我们。”这就是说，国民党中国必须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作出选择。[118]
1946年风云突变的世界形势是由丘吉尔“铁幕演说”开始的，而在中国则是美苏在国共之间“调停”不成的情况下，斯大林与马歇尔再度将分割欧洲的方式十分默契地应用于中国，将中国推向入南北分治的政治格局。
1946年1月3日，蒋经国再次访苏，斯大林在会谈中再次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并再次绵里藏针地强调：“如果中国同意奉行门户开放政策，苏联政府不会反对，但苏联政府不要求中国开放任何门户。”[119]这是在威胁蒋介石，意思是：你如果真要倒向美国，我不反对，但你别将美国引入我的即从新疆到东三省的势力范围。临别时，斯大林还特托蒋经国转交蒋介石私人信件[120]，试探蒋对苏的态度。信不长，但话软中带硬：
大元帅先生：
1945年12月30日，贵公子蒋经国先生面交我一封您盛情的来信，谨向您表示谢意。
我与他的会谈涉及到一系列苏中关系问题和其他一些中苏两国感兴趣的问题。我希望我们两国关系将按照苏中条约发展，今后我将经常注意此事。
不久前在莫斯科结束的三国外长会议[121]已取得有益的结果，应当特别指出：此次会议有助于解决对中苏两国均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战后远东问题。
大元帅先生，请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良好的祝愿。
约·斯大林
1946年1月4日于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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