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尔塔秘密协定”框架下的中国反分裂斗争及其世界意义（4）

仅就这一条“莫须有”的消息就足以抓住马歇尔眼球。但更大的用于赢得马歇尔垂爱的关于李宗仁的报告又摆在马歇尔面前。司徒雷登4月27日秘报，李宗仁在竞选中又摆出为和平“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劲头，告诉记者说他“愿意放弃竞选，今日即飞北平”。[202]在此之前，李宗仁已让下属放风，“李将不参加竞选，正计划回到北平去”。[203]这实则是在给马歇尔递话：蒋介石不愿与共产党谈判，我可一定是您在国共两党间“调停”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和践行者。

最终还是李宗仁摸准了马歇尔的心理。两天后（4月29日），李宗仁就高票选为副总统。这为美国以“换马”压迫蒋介石的政策做好了必要的前期准备。可能是司徒雷登大学教授的经历，使他对“开明”的李宗仁偏爱有加。[204]5月3日，司徒雷登高兴地向马歇尔报告：

不管李宗仁将来实际表现如何，他在竞选中成了不满分子和进步分子的象征及核心。这些人对现政府领导失去信心，他们要求新的人选和新的更有效的政策。与丧失信誉缺乏成就的现当权集团相比，李代表着有效政府的要求。在缺乏经验和组织的情况下，他的拥护者向国民党组织挑战并获得胜利。[205]

司徒雷登认为如果李宗仁取代蒋介石，则可以落实马歇尔在中国方案。他在报告结束时写道：

应予以注意的另一派是在香港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该委员会宣称，委员长从政坛消失指日可待。现在知道该会与宋子文已遥送秋波，这种不相称的结合有时是有用的。该委员会称，近数月来与李宗仁保持着密切联系。如果这些话属实，那么所称的“指日可待”可能是有根据的，在大会中的斗争只是委员长、CC系、黄埔系和李及其合作者的生死斗争的第一回合而已。如果内战和经济恶化继续使目前的不幸发展，李及其合作者似乎的确可获得最后的成功。李或是自愿、或是为形势所迫与共产党达成谅解，这种可能性日益增长。[206]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司徒雷登——似乎在给李宗仁“接班”铺路——给马歇尔的报告中总是“捷报频传”。5月13日，司徒雷登致电马歇尔：“李宗仁的主要顾问甘介侯在最近去北平作短期旅行前的谈话中声明，李和他的追随者正为中国准备一项改革计划”，甘声明，“他们完全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达到他们的目的”。[207] 5月14日，司徒雷登同时呈报两份报告给马歇尔。一份是说蒋介石“他已经没有能力认识中国最近的发展，并使自己适应这些发展、变化”，而“我们认为，以李宗仁为核心的改革运动已达到了不可否认的程度，特别是如果李准备给予必要的领导——表明他的决心，并能博得民众的支持”；“在我们看来，委员长的这种盲目和固执只会意味着他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他将被他正要扼杀的那些力量剪除”。[208]另一份则对中国形势发展作出蒋介石可能下台，中国划江而治的预测：

（1）蒋委员长开始戴上新头衔，由于更民主和进步的措施加强了宪法，这给了他唯一的机会来抵销增长的不满，并领导得到民众支持的反共运动。

（2）由李宗仁打头阵的运动将公开向委员长挑战，并团结国民党内部的不满分子和有公益精神的非共党分子。蒋可能被允许保持他的新职务，但所有紧急权力则被剥夺。这可以导致与共产党的和谈：（a）一个联合政府；（b）区域分割；（c）在美国的和国际保护下，共产党被承认是合法的。

（3）无论是委员长还是李副总统都将不能立即有效地阻止中央政府的崩溃。只有地方派首领和共产党成为国内强大的决定性因素。现政府可以退到长江以南，在广东恢复力量，发起另一场革命。[209]

5月22日，司徒雷登向马歇尔继续推荐李宗仁，他告诉马歇尔，当上副总统的李宗仁怀才不遇，“他曾私下说，他现在不知道该做什么，因为委员长控制着军队、政府的财政和国民党组织”，李宗仁还婉转表达对美国的向往，司徒雷登报告说：“有一段时期他甚至考虑前往美国，因为他在美国会比在此地更能有所成就。”[210]两天后，司徒雷登报告马歇尔，说他拜会了蒋介石，当面警告蒋介石：“李宗仁代表的改革运动代表了中国一种不可扑灭的力量。现在正是改革之机，委员长如不作此事，有人会作的。”[211]

6月11日，司徒雷登借他的秘书傅泾波之口间接地表达要“找一个强有力的总理”以接替蒋介石权力的意见。他告诉马歇尔：

大使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对我们说，他仔细地观察了委员长两年，觉察到他明显地衰老。即使委员长在谈话中不断用笔记下别人讲话的要点，但仍不能象过去那样迅速作出决断；他越来越不知道他的指示贯彻得如何，越来越健忘。傅认为，委员长已变成一个疲乏的老人，不能有效地应付事务，日趋丧失威信，不可避免地迟早会被解除职务。

虽然如此，傅同意假如委员长下台的话，国家将会重陷分裂的看法。他建议采取适当的方法，劝委员长放弃国民大会赋予的紧急权力，找一个强有力的总理实行必要的领导。[212]

6月14日，司徒雷登为未来李宗仁“接班”后的军事支持着想，向马歇尔再提“任命何应钦将军为国防部长，真正赋予他指挥军事行动的权力”；同时又抱怨对蒋介石“他好象决心按宪法对他的新职务规定的原则办事，但实际上他办事方式很少改变”。[213]

换掉蒋介石也需要对中国形势，尤其是要对苏联在中国的政治需求有一个基本评估，即“有必要试着用克里姆林宫的观点来评估一下中国”[214]。9月7日，曾任美驻苏使馆公使衔参赞，后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的乔治·凯南提交国务卿一份对苏联对华战略目标的评估报告，认为苏联对中国的索求是有限的，报告认为：

就经济方面而言，克里姆林宫肯定渴望得到满洲和华北的自然资源，一则不使它们落入日本之手，二则用于苏联远东地区的开发。至于中国的其他广大地区，克里姆林宫可能只视之为一个巨大的贫民区，避免承担任何责任。

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克里姆林宫里那些没有浪漫色彩的人会对中国的潜力抱有任何幻想；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发生的任何战争中，往好里说，中国是一个软弱的盟友，往最坏处说，中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敌人。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中国的部分地区，特别是满洲和新疆，可能会成为第三国进攻苏联的通道。因而，对边界极其敏感的克里姆林宫肯定会把满洲和新疆视为其防御缓冲区的突破口。[215]

报告同时也认为，如有可能，苏联也会“尽量扩大其在华影响，并最终控制中国的所有领土”，因为“从更现实的方面说，获得中国意味着获得了一个人口众多的缓冲区，可由此向东亚的其他地区发起政治攻势”。[216]但同时凯南也判断：

即使中国共产党的所有部门都受到克里姆林宫控制，毛现在对克里姆林宫极为忠诚，小心翼翼，莫斯科仍然不可能对形势感到满意。中国地域太广，人口太多。甚至毛和他的战友们也不可能最终得到整个中国——这种诱惑对他们来说也许太大了，特别是在他们已经依靠民族主义的狂热取得部分权力的情况下。如果有可能，克里姆林宫是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冒险的。[217]

关于国民党的前途，凯南得出结果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已江河日下，走到了在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斗争中彻底失败的边缘。”[218]由此，凯南提出“国民政府消亡”的可能性。他写道：

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国民政府消亡。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个局面究竟会怎样发生，目前难以预料。它也许会因下述因素中的一种或几种促成：

（1）蒋介石死亡、退休或被赶下台；

（2）发生政变；

（3）政府要员的叛变；

（4）出现一个分离主义政权；

（5）共产党获得一系列重大胜利；

（7）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

不管这一变化进行得多么顺利，都会出现不稳定的混乱局面，即使李宗仁副总统迅速接替蒋的职位，国民政府的现有结构大体保持不变，情况也会是如此。战争也许会继续下去。也有可能实现休战，因为整个中国都渴望和平。不论出现哪种局面，新的权力斗争都会随即在政治层面上展开。[219]

凯南作出上面推论的理由是：认为中共统一中国是可以预见的，但由于各派军阀的存在，会有相当的难度，“内战也许会继续下去”。他告诉马歇尔说：

在这场争夺中，最强大的势力显然（至少在开始阶段）是共产党，其他势力将是：一些民族主义军事领袖，如傅作义等；原地方军阀，如龙云等；桂系；奉（满洲）系；以李济深为核心的国民党改革派；为数不少的、现在仍与国民党政府关系密切的政治领袖。

我们不应做出这样的预测：在这场斗争中，非共产党的各派势力仍然会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当然，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但更大的可能性是，离心力将被倾向于整合大多数非共产党力量的那种压力（特别是共产党持续不断的压力）所压倒。

我们也不应假定，非共产党的各派势力会迅速屈从于共产党。当然，他们也许会如此。但他们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很少或根本没有得到南京支援的傅作义和宁夏、甘肃的穆斯林，表现出了在局部地区对付共产党的能力。如果这些势力在强有力的领导下联合起来，他们在“坚守阵地方面”做得可能比国民党政府更好些。他们能否击退共产党，则是另外一个大问题。

至于共产党，国民政府的垮台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种种麻烦都消除了，即使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一个全民联合政府。内战也许会继续下去。正如现在已经表现的。[220]

10月16日，辽沈战役中中共方面的胜利已成定局，司徒雷登看到国民党政府垮台的可能性，便给马歇尔写信，哀叹道：“现时的国民党领导已再也不能充当美国努力阻止中国共产主义扩展（实则是阻止中国统一——引者注）的有效工具了。”鉴于此，他更甚于凯南，极端地建议“用典型的中国式”即致中国再陷军阀割据方式引导中国分裂。他写道：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构想某种典型的中国式处理方式，让委员长引退，并组成联合政府，由张治中与马家（五马将军：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马鸿实、马占祥）节制西北，四川、云南、贵州也分别由各省主席控制，这样就可免受共产党干扰，这在联合政府初期是完全可能的。同样，共产党在联合政府的名义下会加紧巩固其北部地区，而宋子文则会在华南获得喘息之机。这期间，美国必须保持政策的灵活性。无论谁统治中国，都需要外援，而美国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赖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发，我们就能在美国利益所在的地区的局势更为明朗的时候，利用我们的这种地位左右形势。[221]

在面临美国在华利益即将失去的时候，司徒雷登就撕下了美国“和平使者”的面纱，不仅要置中国于20世纪初的那种军阀割据局面之中，而且还要在这种割据中实现美国的主导作用。但比较而言，凯南的判断更接近于马歇尔的思路。[222]马歇尔也不希望中国大乱。他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保住与斯大林分割出来的美国在中国关内——至少是中国江南——的利益，马歇尔觉得“换马”一事不能再拖。在马歇尔看来，只要有斯大林介入，中共就不会向南走得太远，而只要蒋介石下台，国民党就会遵循他的腹案与中共出现事实上划江而治的结果。

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11月10日，司徒雷登建议加快“换马”，他告诉马歇尔：“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国家权力是否能有秩序地从现政府移交给新政府。主和派显然无法使其愿望变成现实，除非发动军事政变取代委员长。”[223]12月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歼灭黄维兵团11万人。华东野战军主力在杜聿明指挥的徐州国民党军３个兵团25万人向西突围时，将这股敌人合围于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区，并歼灭其中的孙元良兵团约４万人。面对日益无奈的战场形势，司徒雷登一方面加速“换马”工作，劝蒋介石让位给李宗仁，美国也通过对正在访美的宋美龄冷淡态度向蒋传递要蒋下台的明确信息。12月24日，坐镇汉口，拥兵30万的白崇禧向蒋介石发出通电要求停止国共间的军事行动，并邀请美、苏、英三国出面调停，随后，李宗仁、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并湖南省主席程潜、河南省主席并第五绥靖区司令张轸及湘、鄂、豫、桂四省参议会议长也相继通电蒋介石下野，接受和谈。1949年1月，美国“换马”成功：蒋介石“引退”，李宗仁任代总统。

李宗仁上台后，忠实地贯彻马歇尔分割中国的思路，继续推动“和平运动”，公开致电毛泽东以同意中共八项条件为基础，“就地停战”、“隔江而治”进行和谈。[224]

另一方面，司徒雷登也寄希望斯大林约束中共入关后止步于长江以北。12月1日，他致电马歇尔：

时局的发展非常有可能出现停战，并恢复和谈。据未证实的消息，苏联大使到时将在国民党控制华南、共产党控制华北以及美国承认俄国在满洲的权利的条件下出面调停。[225]

司徒雷登的情报并不是空穴来风。与司徒雷登在江南“换马”工作似乎是在同步运作，斯大林，很可能受到朝鲜半岛于1948年8、9月间分裂为南北朝鲜的形势鼓舞，于1948年12月转给毛泽东一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请求苏联居中调停国共之争的请求信。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要求毛泽东接受苏联出面接续马歇尔的“调停”，步朝鲜金日成后尘建立偏安政权。    

但怀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在民心所向且坐拥百万雄师的时候是不可能就此止步的，他于12月30日写就并以“新年献词”形式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以回应那些“国际上有的朋友”[226]企图接替马歇尔调停的暗示。毛泽东写道：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227]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228]

关于是否过江问题，毛泽东对斯大林“先斩后奏”，明确宣布：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这些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一九四九年所应努力求其实现的主要的具体的任务。我们将不怕任何困难团结一致地去实现这些任务。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229]

毛泽东写的这篇新年献词直言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并不是要偏安一隅，也不是要与国民党平分天下，而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人民共和国！

这一目标不仅使马歇尔，同样也使斯大林坐不住了。斯大林亲自从幕后走向前台，在美国在南方无力“推盘”后，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对北方毛泽东施加高频压力，以继续推动马歇尔未竟的“事业”。

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以菲利波夫为化名打电报给毛泽东，谈国共谈判问题。斯大林转告说，南京国民党政府于1月9日发来照会，建议苏联政府充当南京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停战和签订和约的调停人。斯大林通报了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的答复，即苏联政府赞成在中国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但在同意担当调停人之前，苏联政府希望能征得另一方的同意。同时还向中共提供了苏方草拟的答复国民党和平建议的具体方案，即中国共产党同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但是不能容许那些发动中国内战的战争罪犯参加谈判并主张在没有任何外国调停人参加的情况下与国民党直接谈判。对于毛泽东的访苏计划，斯大林再次建议暂时推迟。[230]

1月11日，斯大林仍以菲利波夫为化名追加电报给毛泽东，对前电苏联草拟的中共对国民党的建议的答复方案进行解释，电报说：苏方说答复方案的意图实际上“破坏”与国民党的和谈，因为“没有任何外国大国调停特别是没有美国居间”和“没有蒋介石及其他战犯参加”，“国民党绝对不会同意举行和谈”。[231]

斯大林电报中的要求遭到毛泽东婉拒。１月12日，毛泽东回电称，对于南京政府的照会，苏联政府应该告诉国民党政府：“苏联政府一向希望现在也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然而，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达到中国的和平、民主与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根据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在中国内战交战双方之间调停是不可取的。”毛泽东直率告诉斯大林“眼下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国际舆论同样不利于南京政府，而中国人民解放军今年夏季就能过江，直捣南京。我们似乎不需要再次采取什么迂回的政治手段。在当前形势下，再采取这样的迂回的政治手段利少弊多。”[232]

1月14日，斯大林出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访苏问题。政治局同意斯大林推迟毛泽东访苏的意见。斯大林在会上口授了一封给毛泽东的电报，仍以菲利波夫为化名，表示中共应该接受和谈建议，使中共以和平的面目出现。当天毛泽东复电斯大林说：“我们与贵方在基本方针（破坏同国民党的和谈，把革命战争继续到底）上是完全一致的”。[233]为此，中共还发表了与国民党和谈的八项条件。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这里说的“和谈”内含与斯大林完全不同：斯大林的意思是要真谈，毛泽东的意思是不能真谈。所以毛泽东提出的是国民党既不可能接受也不可能做到的条件。1月15日，斯大林化名菲利波夫从自己的角度理解（实际上强加）复电毛泽东，说他从毛泽东上封电报中“看得很清楚，我们之间已经就南京方面和平建议问题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了‘和平’运动，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可以认为是彻底解决了”。[234]斯大林知道毛泽东的底线后，最终放弃了直接出面“调停”中国内战的想法。1月18日，苏联政府复照南京政府，指出中国国家统一事业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这种统一只能通过中国内部的力量，首先是双方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直接谈判来取得。[235]

第二天（1月19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特别加上下面指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等，应完全拒绝之。[236]

毛泽东在这里特别提到的“任何外国”，当然包括苏联在内。如果说蒋介石对马歇尔“调停”中的分裂中国的企图是在本能抵制的话，这份文献则说明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调停”则有着高度警觉。

尽管苏联没有直接出面“调停”，但实际上仍没有放弃马歇尔的“工作”。1月21日国民党政府决定南迁广州，斯大林命令苏联驻华使馆随国民党政府南下，在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的一路“调停”下，月底“罗申同刚刚上台的代总统李宗仁达成苏联调停国共内战的三项条件，实际上支持李宗仁‘划江而治’搞‘南北朝’的企图”[237]。

在摆平国民党方面后，斯大林又派苏联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到达中共中央驻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了解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底牌。除了关心毛泽东是否决意过江之外，斯大林最关心的是如果中共获胜是否还保留苏联在雅尔塔秘密条约中获得的利益。会谈中，毛泽东提出外蒙问题，毛泽东借用国民党左派人士的话说，“他们认为必须让苏联实现两个条件：苏联把它占有的中国长春铁路的那一半财产无偿地归还给中国；同意把蒙古人民共和国合并到中国来”。[238]毛泽东说，只有苏联实现这些条件，国民党左翼才同意同蒋介石决裂，并同共产党建立反蒋联盟。[239]由于米高扬未被授权解释此类问题，米高扬只有向斯大林汇报。2月5日斯大林就此致电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人掌权后，形势就根本改变了，苏联政府已经有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240]决议，并且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苏联就从旅顺撤军，自然美国也将从日本撤军。然而，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军队以立即撤出旅顺为宜，那么苏联愿意使中国共产党如愿以偿。[241]

在当时中共还离不开驻扎在旅顺基地的苏联海军提供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斯大林这时提出“苏联军队立即撤出旅顺”，与其说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如愿以偿”，不如说是在将毛泽东的军。毛泽东当然明白，此时斯大林命令苏联驻华使馆随国民党政府南下广州的举动对中共所暗含的压力，毛泽东告诉米高扬说：“中国有共产党人，苏联也有共产党人，可这并不排除而完全允许把苏联在旅顺的军事基地保留下来。”[242]米高扬告诉斯大林，所以“他们，中国的共产党人，主张保留这个军事基地。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是为了施行压迫，而苏联在旅顺口是为了保卫它，防范日本军国主义。待到中国十分强盛，有能力抵御日本的侵略了，那时苏联本身也就不再需要旅顺基地了”。[243]这给斯大林留下的印象是：在相当时期内，苏联在雅尔塔秘密条约中获得的旅顺基地在毛泽东这里可以得到保障。

关于外蒙，米高扬向斯大林汇报说：“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古和内蒙古可以统一起来，归入中国的版图。”[244]对此，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婉转拒绝他提出的外蒙古回归中国的要求，电文说：

外蒙古领导人主张在独立的旗帜下将中国的所有蒙古地区同外蒙古地区合并成为统一的蒙古国。苏联政府反对这个计划，虽然这个计划并没有威胁到苏联的利益，但却将把一些地区从中国划出去。我们也不想让外蒙古放弃独立，而在中国版图内实行自治，即使所有蒙古地区都联合为一个自治单位也是如此。可见，此事的决定权在于外蒙古自己。[245]

毛泽东得知这一电报内容后表示“他会考虑这个电报”。[246]

在得到毛泽东在这些关键问题上的态度后，斯大林开始考虑毛泽东建国后的中苏关系，为此给毛泽东提议及早“成立革命政府”。鉴于1月底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已与李宗仁达成实际支持“划江而治”的“停止国共内战的三项条件”，因而斯大林这时头脑中的中共“革命政府”管辖的范围更多的是长江以北的中国。米高扬在“就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的报告”中就说“遵循我党中央的指示，我劝毛泽东不要拖延成立中国革命政府一事，要尽快在联合的基础上成立革命政府，这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在拿下上海之后就立即宣布新革命政府的成立” [247]。斯大林这时的“中国”概念在米高扬与中共领袖谈话中尽管未明说但也能让毛泽东感觉得到。米高扬在西柏坡给毛泽东留下不好的印象，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们对米高扬不满意。他摆老资格，把我们看做儿子。他摆架子，可神气了。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来西柏坡的时候，架子就很大，后来又来了几次，都是这样。”[248]在米高扬离开西柏坡不久的3月下旬，毛泽东说，国际上有的朋友，对我们解放战争的胜利也半信半疑，劝我们就此止步，和蒋介石以长江为界，搞“南北朝”。[249]

3月底，斯大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仍以菲利波夫的化名就苏联得到的“美国利用核打击制定的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方案’的绝密计划”复电科瓦廖夫并通过他转述中共，表示：苏联“不怕原子弹”，“但历史上是有一些不正常的人的，我们准备反击”。[250]这其实是婉转对毛泽东施压，即中共如果打过江南可能要——尽管苏联表示不怕——引发世界大战。

4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已彻底扫清长江北岸的残敌，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横渡长江的战役已经迫在眉睫。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前夕，斯大林又给毛泽东发来长电，再次“提醒毛泽东注意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军事干涉”。[251]斯大林强调，尽管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取得了辉煌胜利，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蒋介石的战争即将结束。斯大林认为，英国、法国和美国害怕中国人民解放军逼近同中国接壤的国家边界，以及在蒋介石仍然占领一些岛屿上会出现革命形势。所以西方国家为了保卫这些岛屿和亚洲，会采取一切措施。例如，进行封锁，甚至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斯大林指出，英美军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南方进军的主力部队后方登陆的危险性增长了。因此，斯大林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要急于认真准备向南方推进，逼近同邻国的边界；第二，从南方进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中，抽出两个精锐军团，把它们部署在港口地区，加以补充，并使之处于战略状态，以防御敌军采取行动；第三，暂时不要缩减解放军部队。[252]

斯大林这么说，并非是空穴来风。因为他于2月底就收到并于4月中旬再次核实了的美军将撤离南朝鲜的情报。[253]他几乎断定美军会将撤离的部队调往中国帮助蒋介石加强长江以南的防御。但如果将1945年斯大林与罗斯福达成“雅尔塔秘密协定”以来苏联对华政策联系起来考察，不能不让人认为斯大林这个电报的三点建议中的核心思想是第一点，即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要急于认真准备向南方推进，逼近同邻国的边界”，这本质上还是在借题发挥以达到让中共“和蒋介石以长江为界，搞‘南北朝’”的目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斯大林这样反复劝阻毛泽东做法并非真的害怕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信心不足，而是真的不想看到中国的统一。其实，斯大林早在1948年初已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正确的”。1948年2月，在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领导人会谈中，在回答南斯拉夫领导人爱德华·卡德尔提出希腊“游击队在数个月内成功的希望如何”问题时，斯大林就以中国为例鼓励他们说：

好，请稍等。或许，你是正确的。我也曾怀疑中国人是否能够胜利，我建议他们同蒋介石达成临时协议。他们形式上同意我们的建议，而实际上继续干自己的——动员中国人民的力量。之后，他们公开提出问题：我们将继续战斗，人民支持我们。我们对他们讲，好吧，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显然，他们那里基础非常好。他们是正确的，而我们是不正确的。[254]

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在1948年初斯大林就已认识到毛泽东“他们是正确的，而我们是不正确的”，那为什么都到了1949年4月份，斯大林还在马歇尔不厌其烦地劝阻蒋介石不要出关的努力失败并因此扶持搞分裂的李宗仁接替蒋介石后，还要不厌其烦地阻止毛泽东过江南下呢？结论只能是斯大林在对待中国解放战争态度上的错误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而是为了苏联战略利益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这里又出现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斯大林没有在中共早期就扼杀其“统一全中国”的雄心，这也是由于斯大林压根就没有料到中国这些被斯大林称之为“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人[255]和 “牛皮大王”的中国人[256]有能力取得全国性的胜利。不要说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到了1948年初，斯大林还将毛泽东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它在1946年1月建国之初仅有约12000名党员[257]——领导的游击队放在同一水平看待。在上面同一次会谈中，他对保加利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反问说：“看看在中国发生的战争呢，那里没有我们的一卒一兵，难道阿尔巴尼亚人不如中国人？”[258]当时参加谈话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吉拉斯注意到“斯大林所说的，中国人，而不是苏联同志”[259]。直到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还相信莫洛托夫的评价，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一位“聪明人，农民领袖，中国的普加乔夫”[260]。既然如此，中共在斯大林眼皮下从一个不起眼的“丑小鸭”，终长成为一个“白天鹅”并让斯大林——尤其是在1953年朝鲜战争胜利之后——为自己的无知而尴尬，也就不足为奇了。铁托对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门缝里看人”的大党大国沙文主义作风与中国人有同样的感受。他回忆说：“苏联领导人和西方最喜欢称我们为‘游击队’，就是不称我们为军队。”[261]

现在我们还是将目光拉回到1949年来。对于斯大林的这些“建议”，毛泽东洞若观火，不仅没有理睬，而且以“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气概，于4月21日即国民党政府拒绝中共代表团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的第二天，联名朱德共同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令全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的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湖口的1000余里的战线上渡过长江。4月20日，解放军首先遇到英国舰只“紫石英号”的挑衅。人民解放军予以坚决打击，“紫石英号”被重创后逃出长江口。4月26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以老牌海权大国的傲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实行武力报复”。艾德礼也在当天表示：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262]4月3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关于“英国军舰暴行”的声明，声明说：

我们斥责战争贩子丘吉尔的狂妄声明。4月26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去远东，“实行武力的报复”。丘吉尔先生，你“报复”什么？英国的军舰和国民党的军舰一道，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区，并向人民解放军开炮，致使人民解放军的忠勇战士伤亡252人之多。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难道你们今后应当做的不是这些，反而是开动军队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报复”吗？艾德礼首相的话也是错误的。他说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263]

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至此，马歇尔、斯大林合演的将中国南北肢解的“东方马歇尔计划”终成南柯一梦。为此，毛泽东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264]

毛泽东在这首诗中既是言情，又在言志，更是对斯大林与马歇尔合伙上演的使中国划江而治的战略默契的冷眼蔑视。1964年郭沫若在对这首诗评论时说“就在解放南京战役的前后，国内外有一些好心的朋友主张中国南北分治，适可而止，不要惹起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干涉”。[265]

北面是百万雄师豪迈过江，南面是李宗仁“小朝廷”向隅而泣。南京失守后，5月5日，李宗仁写信给杜鲁门以家奴的口气乞求说：

中国的形势现在确实已进入非常严峻的时期，已在中国所有阶层引起普遍的忧虑。我认为，这也是阁下严重关切之事。如果不采取加强中国政府地位的任何措施以使其能够遏制共产主义潮流的渗透，如果有一天我们必须撤离长江流域——国民政府的最后一道防线，不但整个中国会置于共产党控制之下，远东的所有国家也将很快落入共产党和共产党情报局的铁幕之后——这是后果极其严重的一种结局。[266]

美国人的朋友历来是打不败的对手。李宗仁的乞怜并不能换来美国人的同情。就在李宗仁派代表团在美国游说的同时，曾极力支持李宗仁的司徒雷登却翻脸向马歇尔建议，“鉴于国民党政府行将失败，甚至可能灭亡”，美国政府就考虑与共产党政权“予以法律上承认的可行条件。诸如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利益、条约义务，等等”。[267]这时的司徒雷登似乎忘记了李宗仁的存在，坚持驻守南京并与中共代表黄华商谈相互外交承认的途径，并极乐意接受黄华传达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口信”[268]以及希望他访问燕京大学的邀请。他致电马歇尔说：

此行将是迈向相互谅解的一步，并会加强中共内部比较倾向自由主义的反苏分子。它将为美国官员提供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同最高一级的中国共产党人非正式会谈。机不可失。它将表明美国对中国动荡的政治潮流的坦率态度，并有可能对未来中美关系产生有益的影响。[269]

李宗仁及其支持者就这样为美国忽悠而起，在其无用后又被迅速抛弃，成了无家可归的弃儿。蒋家王朝被赶到台湾岛后，中国基本实现了统一。

1949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巨大压力下果断作出渡江的决策对中国命运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与19世纪60年代林肯统一国家南北的意义一样，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由这种发展产生强大国力，不仅仅基于毛泽东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更是这种制度基于中国的统一。如果没有1949年毛泽东顶住巨大的压力挥师过江的决定，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有限于长江以北，并且最多只能落得东欧那种依附于苏联的地位；同样，江南的蒋介石资本主义制度最多也只能成为依附于美国的亚洲版的“拉美”式国家。若果真如此，那么，今天中国就是一个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都可以耀武扬威地任意出入的国家，今天中国的整体地位必将远远地落后于印度。斯大林对此洞若观火，1945年他告诉前去谈判的蒋经国说：“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270]

对于当时所谓“划江而治”舆论，毛泽东更是明察秋毫。1948年12月雷洁琼先生在西柏坡见到毛泽东，她问毛泽东怎样看待“划江而治”？ 她回忆说：

毛主席笑了，笑声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