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与中国崛起

有人说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参见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358页）。事实上，中国入朝参战对于新中国崛起有着极其伟大的意义。

中国双赢

首先，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使美国人放弃了他们在雅尔塔秘密条约中对斯大林的“承诺”。1952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其“国情咨文”中宣布他“将要求国会通过一项适当的联合决议，声明美国政府不承认过去与外国政府所达成的秘密谅解中所承担的任何容许这种奴役行为的义务”。这里所说的“秘密谅解”就是指雅尔塔协定。尽管美国国会没有通过这项提议，但在实践中，《雅尔塔协定》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款已被毛泽东“体面”地废除。而能够实现这一点的原因并不主要是1950年建立在友谊基础上的苏联承诺，而是中国在朝鲜战场上表现出的实力。

第二，蒙古独立是斯大林落实雅尔塔协定并通过这个协定实现其将中国整个关外纳入苏联势力范围战略的关键步骤。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三国签订的《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第一条规定“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这一条对苏联的战略意义，不仅是如斯大林告诉蒋经国的是出于西伯利亚铁路安全的需要，同时还有苏联控制中国东北和新疆的战略需要。外蒙古独立从地缘政治上看，是在从新疆到东北的整个中国北方的中间地带撕开了一个大缺口，接踵而至的就是西进新疆和东进东三省，并对中国北京长期保持高压态势：一旦中国东北或新疆出现不利于苏联的事态，苏方就会以最短的距离和最快的速度直插北京。20世纪60、7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境屯兵近百万，就曾对中国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压力。

然而，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让斯大林利用蒙古独立中间突破中国这步“活棋”被变成了“死棋”。朝鲜战争前，蒙古可以利用掌握在苏联手中的中长铁路直达太平洋西岸，而朝鲜战争后，苏联将中长铁路交还中国使蒙古被困在中苏“如来合掌”之中。失去大海，蒙古就没有可持续的发展。蒙古的物流要与太平洋连接，就需要暖港，这样蒙古的发展便在朝鲜战争后与中国产生了天然的依存关系，这正如在朝鲜战争之前，蒙古的发展必然与掌控中长铁路的苏联产生天然联系的道理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并赢得胜利的结果，不仅彻底打碎了雅尔塔协定对中国的束缚，而且还在地缘政治上使斯大林在外蒙古的“中间突破”态势陷入困境：苏联通过外蒙古对中国北方施加的安全压力从中国东北方向受到巨大的制约，如果再考虑到兰新铁路建成后中国东部各省与西部新疆的联系更为紧密的因素，苏联通过外蒙古对中国造成的安全压力更是大为缓解。相反，外蒙古出海路线由苏联转到中国这一变化又使外蒙古的发展与中国产生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蒙关系的未来走向并必将产生有利于中国的重大变化。

最后，朝鲜战场的胜利打出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朝鲜停火协定签订后不久即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美国的百般阻挠下，中国被邀参加有苏、美、英、法等大国参加的日内瓦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召开，中国被邀参加会议，中国总理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和反对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及与各国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中国被邀参加这两次会议，在事实上打破了美国对新中国的外交封锁，确立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又都是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确定的。

由此，中国参与朝战的结果是“双赢”：既赢了美国，也赢了苏联。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得到的不仅是道义——在1954年、1955年的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与苏美比较，更有丰厚的地缘政治利益。不管基辛格对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收获”如何虚饰，但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后来在回忆录中则有坦白交待，他说：“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鸭绿江“断桥”，原系横跨中朝两国的国境桥，在抗美援朝期间经美军飞机多次轰炸，毁为废桥，现在岸边建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塑像

朝鲜战争的战略杠杆作用——苏联帝国的基石松动

关于这场战争的深远意义，目前不为人注意的还有，它最先撬动了苏联（遑论美国）帝国的松动。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苏联也进入了赫鲁晓夫改革时期。改革的内容与1905年的沙俄军事失利暴露出的农业发展不足以继续支撑工业高速增长的问题相似，尽管程度上远轻于1905年的沙皇俄国，但赫鲁晓夫的改革也从农业开始。1950年苏联提前9个月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工业，尤其重工业产量达到新的高度，苏联生产率提高了36%，按工人人均产量增长约50%左右。另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从战败的德国及其盟国那里获得了赔偿，这有力地支持了苏联财政。例如，在1947年，苏联3/4的进口来自东欧国家和德国的苏联占领区，据估计价值200亿美元以上。从1951年始，第五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一直到1955年。与其他五年计划一样，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工业领域，尤其是航空、军工和原子能等工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伏尔加运河也得到开通。但与此相反，支持苏联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却日益不堪负重，出现相对萎缩。

据统计，直至1953年苏联农业谷物产量仍未达到1940年的水平。由于战争破坏的原因，在1940～1953年间，1945年的谷物产量比1940年下跌50%，到1946年则进一步下跌至58%。此后谷物产量开始大幅上升，至1952年已接近1940年的水平，但到朝鲜战争即将结束的1953年又大幅下跌，一年之内，跌幅达11%。1953年10月20日呈报给赫鲁晓夫并被标有“绝密”字样的“苏联农业部和苏共中央农业局关于国内粮食收购计划完成情况的报告”对此有如下披露：“截至1953年10月20日国内收购粮食16.849亿普特。此外，被列为收购计划的其他产品数量约合粮食产量5940万普特，完成计划的92.8%。去年同期收购粮19.494亿普特，完成计划的99.5%。今年粮食收购减少了2.56亿普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