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与中国崛起（2）

农业是苏联国民经济的基础。1950年农业在苏联整个国民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8.4%，而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在总劳动人数中所占比例却高达54%。农业的萎缩导致苏联居民粮食消费不足。1953年9月19日，米高扬收到标有“绝密”字样的关于苏联消费水平的报告，该报告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1952年苏联粮食消费数量尚不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和1940年的水平：

上述资料表明：从二战结束后到朝鲜战争结束之间，苏联支撑扩张政策的经济基础已出现萎缩。与之相随的是斯大林与罗斯福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共谋并经过与丘吉尔在“百分比协议”中认可，最终通过苏联红军流血争得的庞大帝国及其势力范围——比如东欧和远东中国关外地区——建立之初就在其边缘地带出现松动。

苏联帝国的第一次松动出现在对苏联地缘政治利益极为重要，但又为苏联战略能力所不及的极限地带——巴尔干半岛，即1948年苏联与南斯拉夫党和国家之间发生的争执与冲突。1948年3月中旬，苏联突然撤走在南斯拉夫的全部军事顾问和文职专家，两国关系急剧恶化，6月南斯拉夫被开除出情报局。1949年，苏联和东欧国家断绝与南斯拉夫的贸易关系，对南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同年11月，情报局再次作出决议，攻击南共是帝国主义的奴仆，号召南人民推翻南共领导人的领导。苏联对南共的外交高压反倒说明，苏联对南斯拉夫的离经叛道无可奈何；苏联及东欧国家完全断绝与南的关系也表明，苏联帝国边缘地带首次出现坍塌。尽管1955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南，对苏、南关系遭到破坏表示遗憾，双方签署了《贝尔格莱德宣言》，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也不过是苏联在事后对这种坍塌事实的变相承认。

我们知道，斯大林与丘吉尔在1944年月10月达成的关于东欧势力范围划分的“百分比协议”是南斯拉夫各占50%，这实际上是丘吉尔对苏联和英国历史较量中形成的各自力量极限和底线做出的评估结果。这个结果大体也符合双方力量的实际情况和历史经验，而南苏冲突及其最终表现出的不和不分的结果也正好是丘吉尔斯大林判断准确性的客观印证：南斯拉夫之所以能够成功摆脱斯大林的控制，其原因就在于南斯拉夫位于俄罗斯国家力量的极限地带。

斯大林建立的苏联帝国发生的第二次松动，是在苏南冲突五年后，其松动地点恰好也是对苏联地缘政治利益极为重要，但也为苏联力所不及的极限地带——中国东北。它具体表现为苏联在1945年通过促成外蒙古独立已形成了控制中国关外的有利地缘政治态势，在朝鲜战争后反转为有利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态势；原来在苏联手中的对中国东北的实际控制权，在战争结束后则转到中国手中。1955年，就在赫鲁晓夫访南的同一年，苏联宣布将旅顺海军基地交还中国，这表明苏联将斯大林在雅尔塔秘密协议中获得的对中国东北控制权的正式放弃。

接踵而至的就是1956年发生于波兰、匈牙利和1968年发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脱离苏联的运动。

但是，帝国的动荡并未在波兰和匈牙利就此打住，它经过短暂停顿后进一步从帝国的边缘向中心推进。1968年1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脱离苏联的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60年代下半叶越来越显示出强烈的脱离苏联的独立倾向，在国内政治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尽管杜布切克的“改革”并不像1956年匈牙利改革那样激烈，但苏联依然将这视为对其领导地位的挑战。8月20日，深夜20万华约成员国军队和5000辆坦克武装进入捷克，为时半年的动荡才被平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辛辛苦苦建立的苏联帝国，就这样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就出现了由表及里的松动。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帝国的东欧部分松动与远东部分还是有区别的。与朝鲜战争造成的后果不同，帝国的东欧部分的松动并不是在西方外力干预下出现的。从南斯拉夫脱离苏联到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段时间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除了舆论谴责外，对东欧的上述事件基本采取1948年斯大林对希腊共产党武装斗争一样的态度。鉴于西方国家没有动摇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曾达成的战后势力范围划分的默契，并没有出兵对苏联军队进行直接阻拦，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它们看做是基于苏联帝国的内部矛盾而产生的松动。在这些变化中，处于苏联帝国国力极限最边缘地带的南斯拉夫最早脱离苏联的控制，而处于苏联国力极限之内的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脱离苏联的运动则遭到失败。正因为失败，笔者才称之为“松动”，不然就是解体——正如我们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初看到的东欧发生的那样。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撬动苏联帝国东欧部分松动的真正杠杆并不在巴尔干的南斯拉夫，而是在朝鲜战场；而造成苏联帝国在远东松动的地方并不在朝鲜战场而是在中国东北。中国不仅将美国抵御到三八线以南，同时也使苏联看到中国军事力量的不可战胜，从而放弃了在雅尔塔秘密条约中获得的并为蒋介石承认了的在中国东北的铁路和港口利益。这场战争的结局并没有改变美国与苏联在远东的势力划分，而是与东欧一样改变了苏联帝国内部的控制结构：在斯大林非常不情愿的情况下，原本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中国东北地区的控制权，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已完全和平友好地转入中国手中。换言之，1953年朝鲜战争使中国东北从苏联控制中脱离并转入中国手中。1953年1月，就在朝鲜战争即将签订停战条约的前夕，苏联同意将从满洲里经哈尔滨最终至大连港的这条贯穿俄国远东关键利益线的中东铁路移交给中国。此举不仅将中国北方的有效边界——在蒋介石时期的中国北方有效边界一直游移于山海关一线——大幅北推，更重要的是，它也使独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参崴和辽东半岛的陆上出海通道从苏联控制区转入中国手中。

斯大林对此看得明白，他曾私下对当时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米洛凡•杰拉斯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也正是朝鲜战争的结果使斯大林认定作为苏联势力范围的东北将转入中国之手，只不过与南斯拉夫事件不同的是，这样的结果是在斯大林的“邀请”下出现的，而且这时的斯大林也因接近生命的尽头而无力回天。可以想象，从巴尔干南斯拉夫到中国东北脱离苏联控制的地缘政治变动，对以彼得大帝自喻并刚将彼得大帝像请入自己办公室的斯大林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朝鲜战争对中国崛起的意义

由上可见朝鲜战争对于新中国的崛起有着极其伟大的意义。如果认识和理解了这些意义，我们就对中国入朝参战会有更深的理解，就对毛泽东为了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两次——1949年打过长江统一全中国、1951年在金日成的同意下决定停战于三八线——顶住了斯大林的压力，为中国的国家利益作出历史性和极为杰出的贡献表现极大的敬意。

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些，我们就不会轻率地将中国抗美援朝的决定看作是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毛泽东在欣喜之余产生了支援世界革命的更为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不期而遇的朝鲜战争和初战胜利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美国军队意外地‘不堪一击’以及苏联空军的及时参战使毛泽东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从而对战争总体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更不会轻率得出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是由于“苏联、朝鲜施加的压力使他无法在眼见的成功面前打退堂鼓”，“刚从山沟走进大城市的中国领导人缺乏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经验和知识”等想当然的因而是极轻浮的结论（关于这些结论，可参阅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