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把握新形势下改革与法治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成为两大时代主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四中全会决定成为对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进行顶层设计的姊妹篇。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重大的实践问题。

改革与法治是辩证统一的有机结合体

改革与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相伴而生、相辅相成，既具有深刻的内在统一性，又具有明显的形式差异性。

改革与法治具有深刻的内在统一性。改革与法治无论是从本质上看，从体现人类进步的精神上看，还是从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上看，都是完全统一的。二者相互交织、交融、交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从古今中外历史看，实施“变法”“新政”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改革与法治统一实施的过程。改革总是一马当先，冲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体制和制度；法治则紧随其后，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的体制和制度。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变法，都是改革与法治紧密结合，变旧法、立新法。商鞅变法明刑正典、诸葛亮治蜀整肃纲纪、孝文帝改革摒弃鲜卑旧俗、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张居正变法实现“万历中兴”等，莫不如此。从国外看，改革法治并行施新政的成功例证同样不胜枚举。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年就任总统后，针对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出台了70多部法案，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一系列法律措施，使美国化危为机走上世界第一强国之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立国之初就坚持创新立国、重典治国，其实施改革和法治成就之大，在当代世界历史上堪称范例。

我国1978年以来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也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历史上覆盖人口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取得成就最大的一次“变法”和“新政”。总结这段伟大历程，可以看到贯穿其中的主线就是彻底打破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制度的严重束缚，逐步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制度，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中国人民勤劳致富、创业创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开辟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创造举世瞩目的世界奇迹的关键所在。所以说，改革的红利就是制度的红利、就是法治的红利，改革和法治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共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这既是1978年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的鲜明特征，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执政兴国和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改革与法治具有明显的形式差异性。改革与法治虽然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就外在形式而言，二者的差异又是十分明显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是破、法治是立，改革是变、法治是定，改革更多强调冲破现有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制度的束缚，法治则更加重视维护现行法律权威和经济社会秩序的稳定。具体而言，二者的形式差异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和探讨：一是从思维特征看，改革表现得更为主动和活跃，不大受条条框框的约束，而法治则表现得更为审慎和稳定，要求在规则之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二是从行为特征看，改革更强调创新性和突破性，要求敢闯敢干，法治则更强调确定性和规范性，强调依法决策和依法办事。三是从功能特征看，改革主要表现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功能，而法治则主要表现为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保障功能。四是从评价特征看，对改革更加重视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角度评价其成效，对法治则更加重视从维护国家社会稳定和保障公平正义、人民权益的角度去评价其成效。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之所以探讨和分析改革与法治的形式差异性，当然不是为了强调和强化二者的对立性，而是为了强调如何更好地克服在推进改革和法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片面与偏差，如何更加重视在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法治与改革可能会产生的某些张力和矛盾，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改革与法治的高度内在统一，从而切实按照党的十八大的要求，真正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