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鹰：深刻领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5）

什么叫法治？按照美国一个著名的法学家的说法就是，在法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人治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那么“在法治的国家，法律就是国王”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是法治，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站在法律之上，能够站在法律之外，只要有一个人，只要有一种力量可以站在法律之上，可以站在法律之外，那就不是法治国家，那就是人治国家。所以从这种观点出发，他认为你们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你怎么能够建设法治国家？谁来约束监督共产党？这是他们共同的一个问题。那么我跟他们是这么回答的，我没有正面跟他去讲，我们是如何来监督自己的，我没讲这个。我不去讲我们中纪委怎么发挥作用，我们有一套怎么样的监督体系，我不去讲这个。

我举例子，我说我们来看两个国家。我说印度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是仿造英国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多党制、两院制、普选制，是完全按照英国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上下两院，这也是多党竞选，轮流执政，全国普选，但是你敢告诉我，英国的法治比中国要好吗？到目前为止，你敢说印度人民享受的法治红利要超过中国人民吗？我说到印度去看一看，社会治安状况也好，贫富分化差距也好，基础设施的破旧也好，人们能够享受到的医疗保障，社会福利的覆盖面也好，跟中国差了很多年，不是一点点。我们到印度考察医疗制度的时候，我们也感觉到，中国现在是城乡全面覆盖、全面统筹，每一个公民全部纳入到医疗的范畴，社保的范畴，印度不可能。大多数印度公民连基本的医疗保障都没有，很多印度公民甚至喝不上干净的水，没有地方住，出门也没有安全保障。妇女地位也很低，在政府、在议会从事公职的女性比例非常低。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我说你能说印度比中国的法治状况更好？我说我不认为。印度是按照英国模式建立起来的法治模式，政治模式，运行这么多年了。中国才35年，应该来说1979年开始。我们是一院制，也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没有上下两院，我们就是一个人民代表大会，我们也是一党执政，没有多党制，可是我们的法治状况比印度要好。

今年寒假期间，我一个同事的女儿在北京语言大学读书，然后大一寒假去一个国家援助联盟，到印度从事公益性质的活动，就是去搞一种社会援助，类似NGO（非政府组织）的援助活动，去教汉语。回来给我们讲一讲，那简直就是恐怖。青年女学生根本不敢外出，住的地方为房租、为水，天天跟房东打架，他们是来自各个国家的学生，英国的、法国的、中国的住在一起，天天跟房东打架，就是因为没有人身安全保障。所以通过这点点滴滴的事件，我就告诉英国人，我说你能够说你的这种模式在中国就一定能够成功？至少在印度没有成功。

然后我再看一个例子，我说新加坡也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它没有按照你的模式。新加坡一直是一党制，没有多党制，一党执政这么多年，可是新加坡是亚洲法治国家的典范，在亚洲地区讲法治一般要拿新加坡作例子来讲。我说它以前曾是你的殖民地，可是它没有按照你的模式建立一种政治和法治的道路，可是它是很成功的，它建成了整个亚洲最发达的法治。

那么如果按照英国人的逻辑来看，新加坡是不合格的，它没有多党制，没有多党竞选。可是它搞成的法治，也很好地实现了对执政党的约束。所以我就说印度和新加坡都曾是英属殖民地，但一个是多党制，一个是一党制。从它们的状况来看，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多党制，多党轮流竞争，不一定能够带来法治，一党制不一定带不来法治，多党还是一党，并不是能不能搞成法治的必然条件，关键是如何实现对执政党的约束，这是核心是根本，而不在乎是一党还是多党。我讲完这个观点以后，他们不再提问。

后来我到德国又给他们讲一个例子，我说你看亚洲泰国，泰国也是按照欧美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上下两院，多党竞争，可是泰国这种多党制、两院制也没能够防止它的政变、军变，经常发生军事政变。军队经常去推翻政府，政府是民选的政府，按照宪法选举的总理随时可以被军队推翻，随时实行军管，随时要宣布宪法失效。我说泰国是按照欧美的模式建立起来，按照你们的模式建立的民主法治的国家，可是在泰国这样的国家，社会上没有宁日，经常处在一种社会动荡中，部队经常接管政府。如此一来，又谈何经济发展呢？今天你上街占领街头，明天我上街占领街头。谈什么经济发展？谈什么社会稳定？谈什么社会和谐？谈不上。我说现在论社会稳定的程度，论经济发展的程度，论法治这种享受的程度，在亚洲国家中，中国不能说最好，但至少是首屈一指的，这都可以看得出来。你再看看一些国家，埃及也好，吉尔吉斯斯坦，包括像乌克兰等，很多都是在西方的颜色革命之后，政权发生变化，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一整套民主秩序和制度，你看看现在是什么状况？包括伊拉克等这一系列国家去看一看。

所以后来我就跟他们探讨这个问题，我说中国提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并不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想象，也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我们是全面深刻的总结、吸收、借鉴了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之后得出的一个必然的结论。我说是从你们的经验道路教训当中得出的结论，是从周边国家的发展中得出的结论，是从这些年来一些国家走过的轨迹，发生的变化当中得出的结论。中国应该怎么走？中国应该走自己的政治、法治的发展道路，应该建立自己的法治理论，来指导我们自己的法治实践，而不能把西方那一套移植过来。这就涉及到所谓的“宪政”问题。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前后，“宪政”这个词很热，同志们也注意到，国外在谈宪政，中国也在谈宪政，什么叫宪政？后来为什么我们不许谈这个概念？为什么不让谈这个概念？并不是“宪政”这两个字不好，这两个字很好，而这两个字所承载的内容有问题。所谓的“宪政”，说到底是西方法治道路、法治模式的“集大成者”，是对西方的法治道路、法治模式的抽象概括。再把“宪政”展开来看就是几条，多党制、两院制、三权分立、违宪审查等这几条，支撑整个西方的法治道路、模式、观点、学说的就是这几条，西方法治的一切都是以这几条为基础引申阐发来的。所以西方国家也拿这几条来衡量任何其他国家，来衡量中国，是不是法治国家，能不能搞成法治，看你符不符合这几条。它认为你首先是一党执政，不是多党制，你搞不成法治；你不是三权分立，你搞不成法治；你不是普选，你搞不成法治。所以拿西方的法学理论、法学观点来看待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不可能成功的。除非你改旗易帜，除非我们搞成多党制，除非放弃党的一党领导，那就符合西方法治的要求，这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核心要义，还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不能变，还要贯彻我们自己的法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