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是社会的良心 （3）

3、“学术研究不面向实践和国计民生，是极为可悲的”

改革开放以来，企业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但这项工作主要由经济学界进行，鲜有社会学研究者介入。1992年，李培林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转型中的中国企业——国有企业组织创新论》出版，极大拓宽了企业组织研究的视域。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在序言中写道，该书“提出国有企业组织创新和转型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经济学界的研究、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伴随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生产率虽有所提高，但却陷入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僵局，主要经济效益指标不断恶化，失业问题突出。李培林发现，既有理论难以解释这些现象，于是决定到实践中找寻问题的症结。

1996年8月至9月，李培林带领课题组对全国10个城市508家企业（其中包括358家国企）进行问卷调查。1997年9月，他又走访了东北9家大型国企，个案访谈了企业职工100余人次。在耐心倾听国企职工真实心声，详细了解国企发展历程和主要功能，认真分析原始资料和统计数据之后，李培林将目光聚焦到国企的“社会成本”上。

“在那个年代，国企不完全是市场主体，它承担了职工养老、医疗、住房、子女上学、家属就业等诸多社会职能，这种追求综合福利最大化的逻辑，必然导致其朝着功能内卷化和人员过密化方向发展。”李培林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就要从既有利益格局出发，研究国企改革的操作化程序，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这就需要在国企改革中提供‘外部替代性资源’，例如，以社会保障替代国有企业的单位保障，以社会服务网络替代‘企业办社会’等。”

东北一行，“社会成本”的有益探索令李培林倍加振奋，而大量下岗失业人员的境况则让他分外牵挂。“我的研究对于具体问题的解决也许只是杯水车薪，但如果学术研究不面向实践和国计民生，则是极为可悲的。”在完成《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后，李培林立即投入了对就业问题的研究。

“中国城市经济开始的后工业化过程所带来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巨大转变，是造成失业下岗最深刻的原因。”长期的观察与积累使李培林敏锐地认识到，此番后工业化过程的开始，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可能是一种长期的局面。详细论证后，李培林撰写了题为《扩大教育、推迟就业、缓解失业》的《要报》，得到中央有关领导同志高度认可。

此后，围绕如何应对就业挑战、实现下岗职工再就业，李培林深入一线开展调研，详细论证并向相关部门建言献策。特别是在2002年对辽宁省4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的1000个样本下岗职工进行抽样调查后，他发现下岗职工以往的人力资本积累对提高其收入水平和促进社会态度理性化不再发挥作用。对此，他提出解决就业问题，政府不仅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还要完善劳动力就业市场，加强对下岗职工转岗转业培训，帮助他们走出阴影，为改革凝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