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是社会的良心 （2）

2、从巴黎到陵县：“找到了汲取学术营养的根”

“你出国这么多年，国内已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要研究社会学，就需要了解这些变化。你得多花些时间，到基层做一些调研，补上这堂课。”1988年，刚从法国学成归来、入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李培林，被时任所长陆学艺派到山东陵县，带领一个团队进行调研。

彼时，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地处鲁西北黄河沿岸的陵县，贫苦农民在有了种植选择权后生活迅速获得改善。这一状况吸引了观察者的目光，也使陵县成为了调查试点县。

沙土和盐碱地，破旧的街道，没有暖气的平房，难生的炉子……初到陵县的情景，给刚从繁华之都巴黎回国的李培林带来极大的心理反差。“这让我感到，使农民富裕起来何其艰难；也使我明白，认识中国必须从农村开始。在这里，我完成了一种蜕变，找到了汲取学术营养的根。”

此后一年间，李培林跑遍了陵县所有村庄和50多个政府部门。他深入农家，与不善簿记的农户一起计算货币和实物收入；走访机关，为一个数据的真实性与统计部门争得面红耳赤。他深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通过观察一县，明了一国如何运转，从此心中有数，“到哪儿再也不讲外行话了”。

在陵县的一次座谈会上，曾挂职陵县县委副书记3年的陆学艺对一份声称“从1980年到1988年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20多倍”的总结文件提出质疑。他认同农民生活确有很大改善，但对“20多倍”则心存疑问，于是建议李培林认真研究一下。

李培林在调查中发现，改革开放前后“人均分配收入”和“人均纯收入”的概念在统计范围和口径上有差异，加之未扣除名义价格与实际价格的差距，未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所以表面上增长倍数很大。他利用口粮水平、收入水平、消费水平、恩格尔系数、食品结构、营养水平等指标进行了测算，得出了“陵县农民实际生活水平提高了约4倍，并受到很强的短期价格补偿因素的影响”的结论。

1990年，李培林撰写的首批调查文章《评价农民生活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及其应用》《我国县社会的职业群体结构》发表在《社会学研究》和《管理世界》上，引起学界关注。此后，李培林以更加饱满的学术热情投入乡村研究，而不随大流、勇于求真的探索精神始终未曾改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城中村不断涌现，城管执法、环境污染、社会治安等问题层出不穷。一时间，“城市毒瘤”“中国式贫民窟”成为城中村的代称，不少地方政府提出“一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的口号，向城中村宣战。

2001年，李培林奔赴广州，对40多个城中村开展调研。他先后探访原村民、外来打工者、小老板、租居的白领等400余人次，深入的交谈和分析使他发现，村落的终结和农民的终结不是完全同一的过程，村落的终结必然伴随产权变动和社会网络重组。“城中村既是城市异质的边缘，也是农民工融入城市并转变成新市民的桥梁。”

“为防止因‘城中村’改造带来激烈社会冲突，改造不宜大规模进行……城市建设是百年大计，切忌在‘几年大变’的冲动下一哄而起，要充分考虑城中村为农民工和底层职业群体提供居住并避免出现贫民窟的功能。”李培林向广州市提出中肯意见。

几年后，《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出版，这部构建了对中国村落终结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想类型、旨在探讨中国村落经济运行社会逻辑的经典之作，是对那次调研的理论总结。费孝通先生高度重视这项研究，亲自题写了书名。在李培林看来，这是鼓励，更是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