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的记录与杜鲁门大体一致。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记录道：
7月24日，我偶然对斯大林提到我们拥有一种破坏力特别巨大的新武器。俄国部长会议主席并没有表示异乎寻常的兴趣。他只是说，他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并希望我们“好好地运用它来对付日本”。[24]
时任远东事务主要顾问的波伦的观察与杜鲁门一致。他回忆说“斯大林的反应是那样随随便便，使我对总统的口风是否已达到目的有点怀疑”[25]。哈里曼回忆说：“我们在谈论日本和原子弹时，莫洛托夫一面端详着我，脸上似笑非笑，一面说道：‘你们美国人想保密就保密吧。’他说话的样子使我确信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了。”[26]丘吉尔对斯大林无动于衷而非常失望。他只能归因于处在“紧张的辛劳和压力之中”的斯大林“并没有了解这件事的重要意义”。朱可夫对这段插曲作了重要的补充。他写道：
我记不清确切的日期，但是在一次政府首脑会议之后，杜鲁门向斯大林透露说，美国有一种威力异常大的炸弹，但他并未把它称为原子弹。据外国记者后来报道，在透露这一消息的瞬间，丘吉尔的两眼死盯着斯大林的面孔，观察着他的反映。然而斯大林并未显露丝毫异常的表情，而是装作未从杜鲁门的话语中发现任何特别的东西。以至丘吉尔和英美的其他许多作者后来都认为，斯大林大概的确没有懂得所透露给这一消息的重大意义。
实际上，当斯大林返回住所，就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跟B.M.莫洛托夫谈到与杜鲁门这次谈话的内容。B.M.莫洛托夫听到后说：“他们是想抬高身价。”斯大林笑着说：“让他们抬身价好了。应该告诉库尔恰托夫加快我们工作的进度。”我知道，他指的是原子弹。[27]
1945年4月5日，苏联通知日本，废除1941年4月13日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随即准备对日作战。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8月9日，150万苏联红军在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率领下，兵分四路向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当天，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17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向日军发出通牒，要日军放下武器，全部投降。8月18日，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下令向苏军投降。8月20日，关东军开始向苏军缴械。至8月30日止，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关东军全部解除武装，苏军对日作战结束。
事后，丘吉尔也意识到原子弹用于结束战争的作用并不象自己想像的那样大，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如果认为日本的命运已由原子弹决定了，那就错了。它的失败在第一颗原子弹投下之前已经注定了；压倒一切的海上威力注定了它的失败。仅是海上力量就让我们有可能夺取海洋上的基地，从那里发起最后的攻击，并能迫使它的京都军队不战而降。[28]
丘吉尔在此只说对了一半，他说对了日本命运败于美国那“压倒一切的海上威力”。1945年2至5月间日本也在国内实行了三次兵备动员，拼凑了40个师团共240万兵力。6月8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今后应采取的指导战争的基本纲领，要求“坚持把战争进行到底，以期维护国体”。6月21日，日本政府公布了“战时紧急措施法”，规定政府在非常情况下“可不受其他任何法律的束缚而发布命令和进行处分”，次日，在第87次帝国议会上，又公布了“义勇兵役法”，规定“必要时”征集15~60岁的男子和17-40岁的妇女。紧接着，国内各地编给“义勇队”摆出“本土决战”的架势。[29]3、4月间，美国在硫磺岛和冲绳岛遇到日军的顽强抵抗。上任不久的杜鲁门说：“敌人曾顽强地防守冲绳和硫黄岛，我军生命的损失极为沉重”；“我们离日本本国的岛屿越近，敌人的抵抗也越加坚决和顽强”。[30]马歇尔将军告诉杜鲁门：“在日本本土使日本投降，估计要牺牲50万美国人的生命。”[31]杜鲁门说：“我们没有办法把军队运往中国，以便把日本人从中国大陆赶出去。我们一贯希望有足够的俄国军队开入满洲，把日本人驱逐出去。在这个时候这是唯一的办法。”[32]直到波茨坦会议期间，7月24日，美英两国参谋长拟订并经过杜鲁门和丘吉尔共同批准的对日作战部署报告，仍然认为“需要到1946年的深秋，才能使日本屈膝”。杜鲁门说：
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我们所有的人都充分认识到战斗将非常残酷，损失也很重大。我们希望要是俄国参战，日本一些部队将继续被牵制在中国，同时另外一些部队也将被阻，不能增援本土诸岛。[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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