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战撑起抗战的“半壁江山”

游击战撑起抗战的“半壁江山”

摘要:被后世许多学者包括美日学者公认的是,在各种各样的游击战中,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是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达到了游击战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持久战和游击战的理论,二战后被许多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亚非拉弱小国家和民族广为运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有哪个国家,曾经先后击败苏联、美国两个超级大国,让两国国力大降、颜面尽失?答案可能让人意想不到。它不是二战时席卷全世界的德国、日本,不是作为强国的英国、法国、中国,而是似乎不起眼的阿富汗。

1979年12月27日晚,苏军以突然袭击方式大举入侵阿富汗。一周内,苏军基本完成对阿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占领。然而,阿富汗游击队却与苏军之间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最终迫使苏军于1989年2月全部撤离阿富汗。近10年的时间里,苏军累计伤亡5万余人,耗资450亿卢布,苏联国力大大消耗,两年后的1991年,苏联轰然倒塌。

2001年10月7日,美国对阿富汗发动军事进攻。不到3个月,就推翻了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然而,在阿富汗武装的抵抗下,美军困顿不堪,2014年被迫撤军。这场战争打了13年,成为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海外作战。美国及其北约盟友损失近3500人,耗资超过1万亿美元。

可见,让苏、美深陷泥潭的不是正规的阵地战,而是灵活的游击战。战争史的实践证明,游击战从来都是弱国战胜强国的有力武器。在英法百年战争、美国独立战争、1812年俄国抗击拿破仑入侵的战争中,弱势一方的法国、美国、俄国都进行了游击战,对战胜强敌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战是游击战的大发展时期。战争期间,凡是德、日、意法西斯占领的国家和地区都爆发了游击战,几十个国家的数亿人民投身于各种形式的抵抗运动。即使是正规军强大的苏联,也积极开展了游击战。1943年8月至10月,苏联先后在德军占领区实施了代号“铁道战”、“音乐会”的游击战,大规模破坏铁路,瘫痪了德军的供给、交通。

值得一提的是,被后世许多学者包括美日学者公认的是,在各种各样的游击战中,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是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达到了游击战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持久战和游击战的理论,二战后被许多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亚非拉弱小国家和民族广为运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其他国家的游击战相比,中国的抗日游击战开展最早,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更重要的是,它的能量最大、战略作用最突出:在日军占领区打造了一个持久稳定、幅员辽阔、对战争全局发挥决定性影响的新战场,迫使日军陷入同时应对前后两个战场的困境,根本上改变了中日交战的基本格局,形成了有利于中国的战争形态。

朱德在抗战初期的《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指出:“每个游击队单独的活动,在主要集团军的战役上并没有决胜的意义。可是,无数游击队的不断的动作,却是非常伟大的力量,象连续的滴水可以蚀穿石头,使敌人的交通迟滞、阻塞,企图暴露,军心动摇,汉奸政权也不稳固,兵力不敷分配,给养断绝,经济资源被破坏,有生力量被削弱。”后来抗日游击战的实践正如这篇文章所料,作用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长期吸引、打击和消耗了日军。敌后战场的开辟,使日军不得不把大量精锐兵力放在后方。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说:“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到1940年8月“百团大战”时,日军已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被钉死在华北,兵力受到严重牵制。抗战后期,敌后战场更是抗击了64%的侵华日军和95%以上的伪军。1944年1月15日的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华北军》发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综合战果,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在今天已完全转变为以扫共战为中心的事实:敌大半为共产党军……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次,与共产党军的作战占七成五,交战的二百万敌兵力中,半数以上都是共产党军,我方收容的十万九千具敌遗尸中,共产党军约占半数,而七万四千的俘虏中,共产党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三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共产党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不仅如此,敌后战场还大量消耗了侵华日军。据1938年8月至1940年5月在华北方面军参谋部任职的加登幸太郎说:“现在回忆起来,我在任时,整个方面军一天平均死伤50名。50名虽不多,但一年就有18,000人离开战列,是大消耗战”。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此外,共产党军队俘虏日军5000多人,远远超过国民党军队,级别最高的3个大队长都是敌后战场的战果。

二是打破了日本以战养战的图谋。从1937年9月起,八路军、新四军迅猛地向由于日军进攻而造成的各派力量真空地带前进,建立了晋察冀、晋冀豫、晋绥抗日根据地,以及山东、冀东、冀中、冀南、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这一战略被称作“敌至何处我至何处”,后来又被概括为四个字“敌进我进”。它使得日军刚刚从国民党军手中占领的广大地区,很快变成了抗日根据地;日军占据的交通线和城市,又变成了新的前线,从而彻底打破了日军稳固占领区、以战养战的图谋。在敌后战场,每一块抗日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但各个根据地又相互联系,对日军构成了战略包围。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根据地地处当时全国重要的战略区,重要城市像北平、天津、上海、郑州、武汉、广州等均处于其包围之中,全国重要港口也大多数处于其活动范围之内。

1943年,一位日本将军在调到华北后不久,就作出了以下判断:“最初的印象是民心叛离,日军虽占有点与线,但处处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漂浮的一串念珠,情况十分严重。……几乎没有税收,逃避劳役,农商不振,筹办军需品困难,搜集敌情亦极为困难,敌人阴谋恐怖活动活跃,而我警备队则孤立无援”。1941年,汪精卫政权的一份喉舌刊物《苏铎月刊》上描述新四军的活动说:“现在该军的实力和区域,都不容我们忽视,京沪线的东路,自宜兴东延至无锡、江阴、常州、常熟、苏州、昆山、太仓,而直抵上海,都是他响应活动的地面。”这些材料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游击战的巨大作用。

三是打击了日军的士气和斗志。中国共产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游击战的战术战法,使日本侵略者陷入“遍地枪声响,村村打日军”的人民战争汪洋大海之中。美国作家斯诺写道:“在日本人阵线后方‘举起他们的棒子’来的,是不知疲倦的农民,是游击队。他们是看不见的,也是无所不在的。”地雷战是敌后抗日军民的一个伟大创举,他们把大量地雷埋设在日军交通线上、据点周围,小河沟、大道旁、水缸下、门楣上,甚至日军的操场、办公室、浴池等场所,凡是日军可能到达的地方,都埋上地雷。日军独立第3旅团第6大队代理大队长菊池重雄在日记中写道:“地雷战使我将官精神上受威胁,使士兵成为残废”。日军山口真一少尉与国共两党的军队都打过仗,他的比较与总结是:“对神出鬼没的共军每天都要进行神经紧张令人恐怖的战争,不如打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反倒痛快。其后我参加过老河口作战,我回忆在中国四年之中,再也没有比驻防在(冀南)十二里庄当队长时更苦恼的。”

那些不顾历史事实,宣称抗日游击战小打小闹、上不得席面,共产党在敌后游而不击的论调可以休矣!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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