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研究与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 （2）

误解之二：文本研究只是复述原著思想而没有理论建树

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建构新的思想体系，在中外思想史上都不乏其例。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注经”“解经”可以说是思想家、哲学家们表述和阐发其思想最为普遍方式之一，大多数思想形态的建构就是通过注释经典来完成的。在西方哲学史上，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名义进行对话，来阐述其思想观点，从而开辟了希腊哲学的新阶段；中世纪一大批《圣经》解读者建立起经院哲学的宏伟大厦；近代康德、黑格尔的后继者更是通过对先贤著述的解说、对其思想实质的揭示以及与时代关系的思考发展出了新流派。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这种情形也相当普遍。

就马克思文本研究而言，解读的难度不可低估。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例，过去我们在具体概括其思想时仅仅以其中“正面阐述自己的见解”的《费尔巴哈》章为依据。根据笔者研究，这一著述的思想结构并不能仅仅靠这一章来支撑，全书最难解读、占其十分之七篇幅的《圣麦克斯》章的思想容量和深度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作为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的麦克斯·施蒂纳声称，他当时引起轰动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意在“书写人生的历史”；对人而言，精神是最重要的，超越现实存在、寻找个体精神的唯一性和独自性是人生的最高目标和归宿。笔者认为，精神、观念、思想诚然有现实的根基或依据，但同时其奥妙、奇异与诡谲确实又是超现实的、非逻辑的和非常规的。为此，才值得人们去苦苦追索和反复深究。如果用一种外在于精神的规则、尺度、标准来衡量和探究，确实可以看到这一世界的荒诞和离奇，但据此转而舍弃对纯粹精神的研究，也将是极大的错失和遗漏。施蒂纳探索的价值不是体现在本体论意义上的（这方面他的观点和推论确实有荒谬之处），但他以其特有的方式和思路推进了人对精神世界无穷奥妙的理解是不能抹杀的。他的错误在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割裂了精神与现实的关联，将对世界的探索囿于纯精神的领域。恰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他“没有经过考虑和清点”；他不知道，精神离不开它之外的现实，不仅是根源上离不开，过程和归宿上都离不开，它们是一体两翼的关系，共存于一个世界系统，相互规定，相互表征，相互否定，相互提升。《德意志意识形态》通过对《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极其详尽的考察和分析，展示了观照和把握世界的两种方式在思考问题的起点、过程、倾向、意旨诸多方面的不同。这需要我们站在一个比二者更高的层次来分析他们之间的驳难逻辑与观点得失。这样一种解读，恐怕不能说只是在复述思想吧。

误解之三：文本研究有意回避现实问题因而体现不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

这里首先需要对“现实问题”作些分析。其一，社会上存在的现象和事件，彼此差异很大，重要程度也不相同，有的表征时代特征及其发展趋向，有的则与此关系不大甚至没有关系，因此，“现存的并非都是现实的”；其二，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该时代的“现实问题”，并不是说只有当代的甚至目前的问题才是“现实问题”；其三，不只是社会物质活动和实践领域的事件是“现实问题”，重要的思想潮流和理论动向也属于“现实问题”。

由于研究对象是马克思的文本，特别是在具体研究中为了尽可能客观再现马克思思想的原初状况和整体面貌，我们力戒从当代发生的具体问题甚至事件出发，去马克思的文本中寻找解释、说明和答案。因此，在文本研究的第一阶段即版本考证中，的确没有触及当代的问题和事件。但由于马克思的文本本身不是抽象的空论，甚至也不完全是他本人生命历程和人生体味的记录，而是他对自己所属时代重大社会问题、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反映和剖析，更是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和探究。因此，在文本研究中，特别是第二、第三阶段的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中，我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回避那个时代的“现实问题”。我们不得不一再回溯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发展状况，厘清什么是那个时代重要的社会问题，再将我们所解读的文本所论述的问题与此相对照，以判别作者是否准确地把握住了自己时代的脉搏，是否客观地反映出问题的视域，考虑问题的症结是否到位，有无独特的解决思路等。此外，文本研究需要对马克思思想作出评价，而评价需要有参照系。因此，研究者还要面对当时的思想图景和复杂的理论“事件”。通过比较和分析，凸现人类哲学和思维探索的多元路径以及马克思思想在这一图景中处于何种地位。

这样的比较方式还可以进一步延伸下去，即梳理马克思文本中提出的思想或问题在后来哲学史、思想史演进中的传承与变迁，辨析这些思想或问题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表征或地位。就马克思的时代与当代社会的本质关联来说，尽管世界确实发生了巨大变迁，但若从资本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运演看，除了社会结构要素增多、社会现象空前复杂等程度和层次差异外，二者尚有诸多本质上的相似性、同构性。因此，马克思当年的言说至少是诠释当代现实最重要的维度。马克思的文本及其思想不是已走进博物馆的陈列物，不只是记录一段思想史的文献，尽管我们未必会从那里找到现成的解决时代课题的答案，但迄今它仍然指导并参与着对当代现实的“塑造”，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寻找当代社会与马克思当年思考的内在关联，将会使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理性而客观地“呈现”出来。

文本研究的目的、主旨和当代性不也正在于此吗？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编写组主要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