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本书中看到的“三严三实”标杆（3）

守规矩，最重要的是守政治规矩。习老到广东后，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其中最花费他精力的是“李一哲”案。“李一哲”并非一个人，而是广州美术学院学生李正天、高中学生陈一阳、工厂工人王希哲三个人的名字各取一字组成的。经过艰苦工作，习老主持省委常委会作出决定，为“李一哲”案平反，并定于1979年2月5日在友谊剧场召开平反大会，由分管宣传的吴南生书记代表省委出席。“李一哲”给习老和省委写了一封信，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求在中山纪念堂而不是原定的友谊剧场召开平反大会，二是要求习老参加平反大会，三是要求省委领导接见“李案”成员。要是这样，省委的两项决定均会为“李一哲”推翻。情况紧急，习老不顾疲劳，再一次苦口婆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他首先批评“李一哲”这种做法“好像文化大革命时期给党委的紧急通令”。接着解释说，选择在哪里开会，是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的，不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我们党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至于他本人参加会议的问题，习老说，我能和你们谈这么多次，难道还不能参加你们的平反大会？主要是我的时间安排不开，要赶到肇庆去开会。对于他们要求接见“李案”所有成员以及被牵连的人，习老当即同意，表示明天就可以安排。最后，习老再一次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我已经是66岁的人了，为了处理你们的事，连续4个晚上没有洗澡了，你们要体谅老同志。我处理这个事情不是一帆风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强调严以律己，强调讲规矩，他们本身就是严以律己、讲规矩的典范。

严以用权举贤也要避亲

书中记载，习老当“官”几十年，从不谋私，不讲情面。一次，他的家乡富平县“父母官”进京，请求他批拨一些物资。那时物资很紧张，按常理，照顾一点也不过分。但他没有答应，并讲了为什么不能批的理由。家乡干部表示理解，说在习老这里上了一堂党课。

习老拒绝官僚习气，不因位高权重而讲排场。书中讲到，习老出国访问，或是下基层调查研究，既不带警卫员，也不带医生和护士，只带必要的工作人员。张志功同志说，跟他几次出差，都是身兼数职，既是秘书，又是警卫员和勤务员。下乡时，他从不张扬，轻车简从，只允许少数必需的地方官员陪同，绝不前呼后拥，尽量减少地方麻烦。1958年秋，习老到陕西省基层考察工作，代表国务院到蒲城等县看望下放劳动锻炼的机关干部。到达时，地方干部组织群众及小学生举着小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习老看到后非常恼火，严厉批评这种做法，说干部搞特殊是不正之风，此风绝不可长。

习老尤其注意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孩子谋取利益，其要求之严甚至让人感觉不近人情。书中记载，长子正宁是“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科技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的高材生，毕业后分配到陕西省户县秦岭深山里的一个科研单位，一干就是13年。后来解放军后勤学院恢复，急需从军内外选调一批业务骨干。学院从陕西选调了3个专业人员，其中就有正宁。就在正宁办妥调动手续即将赴京报到时，习老知道了此事，亲自出面挡了驾，没有与儿子商量就让后勤学院撤回了调令，其他两位则顺利调入北京。正宁当时有些想不通，认为这完全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与父亲没有任何关系。习老深知，儿子当年的工作分配曾因他受到影响，这次调动的确有利于他今后的发展，但习老还是请陕西省委的领导给儿子做工作，说服他继续留在原单位，不能让人说他习仲勋刚恢复工作，就调儿子回北京，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举贤不避亲？没有那回事！”习老的这句名言至今被很多人传诵着。

以上的例子，让我们生动地感受到一个革命老前辈在权力面前谨慎、清醒、理智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