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本书中看到的“三严三实”标杆（2）

习仲勋

1967年3月2日

这两封信由孟德强誊抄留底后从西安邮局寄出，但不是直接寄给党中央、毛主席，而是寄给陈伯达转毛主席。为什么要通过陈伯达转？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直至“文化大革命”，陈伯达在党内地位不断上升，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位高权重，因此中央规定，习老和中央的联系一律由陈伯达中转。至于这两封信陈伯达是否收到，又是否转给毛主席，已无从考证。

不过，3月2日的信发出不久，《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春耕生产期间生产队、生产大队不夺权》。是中央采纳了习老这一建议，还是巧合？这也无从考证了。

我想说的是，一位被红卫兵看管、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并遭到轮番批斗、身心极度疲惫的“反党分子”，此时此刻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冤情，而是“制止武斗”和“春耕生产”这样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他无论是在顺境还是身处逆境，总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

为何习老能做得到？我认为这是信仰和信念的力量。

信仰和信念的作用，往往在关键时刻、紧要关头、逆水行舟的时候才凸显出来。

培养信仰不是修身的全部，但确实是修身的最高境界，是修身的至高点，是修身的关键。

由此，可以进一步理解到习近平总书记今年2月28日会见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时所提出的“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的深刻内涵、深远意义。

严以律己尤其要讲纪律、守规矩

习老长期生活工作在北方，初到广东时，特别不适应酷暑，到了夏天，热得大汗淋漓。那时省委只有常委会议室装有空调，他的办公室及住处只有风扇，酷热难耐。澳门知名爱国人士、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先生见此情景，主动给广东省委送了3台空调，指名给习老1台。他坚决不接受，让装到省委会议室大家共享。

习老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还严格要求自己的孩子们。比如对孩子进行近乎苛刻的勤俭教育。孩子的衣服和布鞋是依次“接力”着穿，大的穿旧了或穿破了，补上补丁再让小的穿。姐姐穿过的衣服和布鞋，传给弟弟。由于姐姐的布鞋是花的，弟弟怕同学看到笑话，害羞不愿意穿，习老就让把花鞋染黑了穿。

习老对孩子们严格教育和管理还包括用一种特殊的方式锻炼他们的意志。20世纪40年代中期，延安的一个夏日，习老在窑洞内伏案办公，习老的长子、年仅五六岁的习正宁在窑洞外的院子玩耍。忽然一阵狂风，暴雨夹着像枣子大的冰雹倾盆而下，树叶被砸得落了一地。正宁跑进窑洞躲在父亲身边。父亲看着儿子胆小害怕的样子，拉着他的手走到窑洞门口，命令他出去捡冰雹。正宁说：“雹子打人疼呢！”但他见父亲严肃认真的表情，只好抱着头迈出了窑洞。正宁从门内一露头，冰雹就打在身上，抱着头又缩回窑洞。习老就把他往外推，并大声说：“不要胆子这么小嘛！你不仅要锻炼勇敢，还要动脑筋想办法，把冰雹捡回来，又不让冰雹打着你才行啊！”说着习老拿起一只洗脸盆扣在儿子头上，自己也头顶一个脸盆，拉着儿子冲出了窑洞。冰雹砸在脸盆上“叮咚”乱响，父子俩像穿梭在枪林弹雨中的战士一样，满院子跑着、喊着、叫着、比赛着捡冰雹。孩子们也许没有想到，习老要求他们从小养成不畏艰险、勇敢机智的性格，对他们的成长是多么的重要。“文化大革命”中，在上山下乡的艰苦岁月里，他们就是凭着这些宝贵的精神力量，闯过了一道道难关，经受了种种考验。他们的坚强和优秀，是习老的谆谆教导和严格要求为他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习老严以律己，很重要的一点是讲纪律、守规矩。比如：他明确要求家属和孩子们不得用他的专车。在广东工作期间，一次司机去机场接人，迟迟没有回来，他就问秘书，是不是孩子们用车了？又问孩子，是不是用车了？最后司机回来，又追问司机，知道是因为飞机晚点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