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节录）（11）

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关于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的指标，是我国目前可能实现的限度。我们不否认，我国人民目前的生活水平还是比较低的。但是，人民需要的满足决定于生产力的水平，决定于社会所拥有的现有物质资源，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建立在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我国工业农业的生产是逐年发展的，但目前生产的水平还是很低的；我国工业和运输业中的劳动生产率逐年都有提高，但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也还是不高的。我们要发展生产，并使生产的发展保持经常的高速度，为改善人民生活建立物质基础，就必须扩大重工业和其他各种事业的建设，这就不能把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果实都用来改善生活，而必须把适当的部分作为资金，用来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放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用必要的财力来保证国家建设，以便建立人民生活改善的物质基础好呢？还是减少和推迟建设，而不合理地随便增加工资或者随意开销好呢？我们认为，从全国人民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来考虑，应该首先用必要的财力来保证国家的建设，同时按照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来提高生活水平。因为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能够提高生活水平；没有今天的刻苦建设，就不可能有将来更加幸福的生活。那种认为可以不经过刻苦的建设而希望一下子把人民生活提得很高的想法和做法，是纯粹的幻想，是错误的。

当然，国家机关和企业部门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应该随时随地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那种对人民生活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不注意解决那些必需解决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是要行人民当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在保证国家建设的前提下，适当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五年计划规定的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指标和措施，必须尽可能地保证实现，使我国各族人民群众真正体验到国家建设的必要和对每个人的切身利害关系，从而更加积极地创造性地参加国家建设。

人们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可否比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指标更多地增加日常消费品的生产量，来更多地供应人民的需要？我们认为应该努力增产，也应该努力增加供应量。但是应该看到，由于就业人数还会增加，农民购买力还会提高，过去对这些消费品消费得少的人都可能要增加消费量，而全国人口有六万万之多，因此，实际上每个人平均所能增加的消费量暂时还是有限的。我们当然应该继续努力去发掘可能的生产潜力，忽视这种努力是不对的，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工业原料的增产是暂时受着一定的限制的。农产品或者用农业原料制成的消费品的大量增产，只有在大规模地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开荒之后才有可能。

人们也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可否增加文化教育事业的设施，来适应人民在这方面越来越多的需要？我们认为应该采取更多的办法来适当地处理这个问题，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各种指标，在一九五二年已经超过了解放以前的最高水平，在这个基础上，五年计划又规定了进一步发展的指标。但是，由于人民对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某些文化教育的设施就还不能完全适应人民的需要，如像小学不能完全适应学龄儿童入学的要求，中学不能完全适应小学毕业生升学的要求等等。为着处理这个问题，国家除了继续有计划地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以外，提倡由人民来自办某些文化教育事业，如小学校、农民业余学校、业余剧团等；这些文化教育事业，国家将在工作上给以指导，并在可能的条件下给以人力、财力、物力方面的援助。同时，各地方、各机关、各企业都应该尽可能地举办各种补习班、夜校、函授学校等等，而使那些不能升学的青年在劳动生产中继续提高文化水平，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能是一种稳步渐进的提高，人民的幸福要靠人民自己的辛勤劳动去取得。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经过六万万人克勤克俭的劳动，在进行几个五年计划大大地提高我国的生产力之后，就有可能大大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这是我国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的唯一的康庄大道，其他的捷径是没有的。

（八）关于厉行节约问题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以大力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五年计划。建设重工业，必须长期地投入大量的建设资金。这种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是要依靠我国内部积累来取得的。因此，必须实行极严格的节约制度，消除一切多余的开支和不适当的非生产的开支，不能容许任何微小的浪费，以便积聚一切可能的资金，用来保证国家建设事业的需要，并增加国家必要的后备力量。

斯大林在总结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曾经说过：“规定极严格节省的办法，积蓄为资助我国工业化所必需的经费，--这就是我们为达到建立重工业和实现五年计划目的所应走的道路。”苏联走过的这条道路，也就是我们现在应该走的道路。目前我国的国民经济，比苏联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还要落后，我国建设资金的积累也就会比当时的苏联还要困难。厉行节约以积累建设资金，对我国就更加重要，更加迫切。因此，我们就非学习苏联人民当时节衣缩食刻苦建设的精神不可，就非继续发扬我国人民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可。

几年来，随着国家机关工作效率的不断提高，国营企业经营管理的不断改善，我们逐年地降低了建筑安装、生产、运输邮电的成本和商品流通费用。这样就增加了国家建设资金的积累，减少了国家建设资金的浪费。这些成绩，无疑是应该加以肯定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否认，目前我们有些方面、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企业仍存在着很严重的浪费现象。有相当的一部分工作人员忘记了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不了解在人民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仍需要我们长期的自我牺牲的努力，因而时常地破坏了国家的节约制度，破坏了经济核算制。毛泽东主席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指出：“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机关尤其要注意。”为着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必须更加认真地执行毛泽东主席的这个指示，有效地建立各种节约制度，真正地学会用节约的方法来管理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而在各个方面同一切的浪费现象作无情的斗争。

首先，我们必须大大地削减非生产性建设的支出。几年来在非生产性的建设中，铺张浪费的现象是普遍而严重的。

据国家统计局的材料：中央六个工业部在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的非生产性的投资占全部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一点六，但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工业部门的非生产性投资只占全部投资的百分之十四点五。在一九五四年全国的基本建设投资中，非生产性的投资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三。我们必须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投资比例。

在非生产性的房屋建筑中，由于忽视“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原则，盲目地追求所谓“民族形式”，讲究豪华装饰，大量地采用贵重的或特殊的材料，造成了惊人的浪费。单就“大屋顶”来说，北京市内各机关建筑的三十九座房屋即因此浪费了五百四十万元。被人称为“地质宫”的长春地质学院校舍是一个很出名的豪华建筑，该院是利用伪满未建成的皇宫基础建设的，因为搞了好多不必要的装饰，每平方公尺造价为二百二十元，加上原有基础的造价则达三百元，超过国家规定造价一百二十五元的百分之一百四十。有些职工宿舍的造价也过高，例如鞍山钢铁公司在一九五三年修建的职工宿舍十五万平方公尺，单位造价高达一百六十三元。

过分地增加装饰的结果，不但会使建筑物的造价大大增加，而且会使使用面积大大减少。北京有一个建筑物的主楼，每平方公尺的造价达二百九十三元，而使用面积只占百分之四十四。鞍钢设计大楼的造价高达二百四十元（比预算增高百分之六十，共浪费一百三十八万元），但使用面积还不到百分之五十。这些追求形式的豪华建筑，同时也无例外地都忽视了使用者的需要和利益，例如有一个疗养院的洗衣房，单位造价高达三百四十六元，安装上洗衣机后空隙太小，工人操作很不方便；其厨房面积四百五十平方公尺，单位造价高达二百七十五元，却无处存放米面。

建筑了豪华的房子，就必须相应地购置豪华的室内设备，因之购置地毯、沙发等高级奢侈品的风气也随着发展。

所有这类豪华的非生产性的建设，都是要不得的，都是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方针不相符合的。

很显然，削减上述这些非生产性建设的支出和克服其他的浪费，这将节约出一笔很大的资金。

第二，我们必须大大地降低生产性建设的成本。

有些工业建设单位不按照建设程序办事，不弄清情况，不进行有系统的准备工作，甚至建设方案尚未确定，就盲目备料，仓促施工，因而普遍地发生了浪费资金、积压器材的严重现象。例如有一个钢铁厂的改建工程，就是浪费的典型之一。当这个厂的改建规模还没有确定的时候，就开始了设计，设计没有作出，就进行施工，施工开始后，设计又经常发生重大的修改，致使施工图纸不能及时交付，或交了又作废，有些图纸交的先后和施工顺序颠倒，有的图纸注明“仅供参考”都不能作为施工的依据。由于边设计、边施工，设计不断改变，施工计划也不断敲打乱，这就造成有时窝工，有时赶工，而设备、材料就被积压。在这种情况下，工程进度想快反慢。该厂的建设工程还才开始，一九五四年完成的工作量还不到原定计划的一半，仅窝工开支就有二百万元，积压材料就达七百多万元。这种不作充分准备、不作好设计而进行施工的教训，必须引起一切基本建设单位的深刻注意。

愈是重要的建设单位，浪费的可能性愈大。因为进行这些工程，常常是全国支援和不惜工本的，人们注意的是希望它们建成，常常忽视和原谅它们的浪费。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到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底为止，共积压器材一千零五十七万元，各种浪费如材料报废，设备损坏，人材小用，优材劣用，窝工，设计错误，以及管理不当等共计浪费六百三十万元。

施工中的浪费，还表现在劳动组织得不好，机械设备的利用率低，建筑质量低，其结果必然是劳动生产率低，建筑成本高。

很显然，降低生产性建设的成本，这也将节约出一笔很大的资金。

第三，我们必须大大地加强各生产部门、运输邮电部门和商业部门的经济核算制。

我们有许多企业的产品质量是很不好的，废品是很多的。例如第一机械工业部有些厂，由于技术掌握不住，产品质量低劣，造成生产中大量返修和报废，一九五四年全年的铸件废品率为百分之十二点五，报废的主铁达二万多吨，连同加工中的废品，全年共损失二千多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