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十三五农民工要成为历史（2）

改革有四个关键突破点

日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清单里，你认为最关键的突破点有哪些？

迟福林：我认为，以下四点非常关键。

首先是以混合所有制为重点的企业改革。当前，实体经济面临很大的困难，有短期性和周期性的原因，但主要问题是在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重点的企业改革方面缺乏重大的实际举措。为此，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既定的以发展混合制经济为重点来全面推进企业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由此形成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其次是服务业市场开放。现在能不能取得新一轮改革发展的突破，一定程度上与服务业市场的开放进程相关。如果服务业市场开放程度更高一些、开放范围更大一些，就能够适应老百姓(50.45, 0.00, 0.00%)消费需求的结构升级，就能够释放13亿人巨大的消费市场；同时能够提升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打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坚实基础。更重要的是，在服务业市场开放当中可以大大释放消费结构升级的潜能，形成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

第三是结构性改革。这其中有三个问题特别重要，即财税问题、金融问题和教育结构问题。经济转型升级中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主要积累在财税体制，比如说，企业的税赋仍较高，民间金融发展相对滞后，金融市场监管不到位，教育结构和转型升级的要求不相适应等。从破解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矛盾出发，加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是“爬坡过坎”的关键。

第四是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政府改革。简政放权最近一两年有一定的进展，但是简政放权要与经济转型升级相适应，还需要打攻坚战，啃硬骨头。比如说，明确“最后一公里”是什么，即能不能实行企业自主登记、能不能取消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制、能不能不用或者少用产业政策来干预企业。这就涉及一系列体制改革的相关问题，涉及简政放权如何向纵深推进。从这次股市震荡就反映了政府监管转型严重滞后的问题。以金融为例，混业发展已经成为现实和趋势，但现行的“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与此不相适应。

简政放权不仅涉及政府部门职能的深刻调整，更涉及对行政权力结构的改革。这样，简政放权才能纵深发展，以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

顺应三个大势

日报：要过2020年这个坎儿，从现状来看，你认为优势和不足之处何在？

迟福林：优势有三个。第一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大趋势，这包括工业转型升级大趋势、消费结构升级大趋势和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升级的大趋势。“十三五”正处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关口，能不能抓住这个大势，决定能不能成功地转型和改革、决定可持续发展前景。

第二是以互联网为主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的大势。新一轮科技革命能不能和中国的经济转型升级相融合并且实现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实现中国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中国城镇化的转型升级，这对中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新一轮科技革命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而且中国在这方面有优势，现在问题在于能不能在这方面有大的突破，而不只是一般性地喊口号。

第三是新一轮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开放大势。服务贸易发展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过去二十年中国成功利用了世界制造业市场的开放，现在要抓住服务业的市场开放，一方面中国巨大的服务业市场是服务贸易开放最大的资本，另一方面中国要和欧美发达国家加快投资贸易谈判、自贸区谈判。我国在开放服务业市场的同时，欧美发达国家也要放开某些服务技术贸易壁垒。加快推进服务贸易开放，对提升我国整个服务经济水平是一个重要条件。

这三个大势是“十三五”我国转型发展最有利的事情。当然，也面临很多挑战与风险。最大的挑战，首先就是经济结构调整一定要与这些大势相适应，下大功夫去解决结构的问题。其次，重要的体制改革需要破题，我国很多体制和这些大势不相适应。比如说服务领域市场开放，涉及许多体制问题；比如教育、医疗，都涉及体制和政策的障碍。社会资本能不能成为教育和医疗市场开放的主体力量之一，取决于体制政策的调整。现在，这方面政策和体制障碍比较突出。比如说，同样办教育，民营资本无论在以土地为重点的政策方面还是市场准入方面，障碍是很明显的。第三个挑战是能不能顺势而为，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扩大自贸区的网络，加大服务贸易比重，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就是说，“十三五”要适应大趋势，抓住大趋势下的机遇，来倒逼我国的经济转型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