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回顾（3）

王键：我们知道通过这次国民党一大的改组、改造，国民党从一大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政党——实际上它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党，是一个帮派组织。（梁云祥：力量和帮派差不多，而且很松散。）从一大以后经过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新纲领的颁布，国民党从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党派或者叫帮派，变成一个由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一个统一革命联盟，而且国民党一大的成功举行，迎来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起点，也形成了国共合作大革命的新起点。

梁云祥：1924年国民党的代表大会，虽然是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但是就像你刚才谈到的，有很多共产党人都参加进去了，标志着国共的合作。国民党经过改造，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党，共产党本身又有它的政治诉求，所以它们一结合，尤其是对人民大众的吸纳，（王键：相互吸纳、借鉴、利用。）很快就形成一个新的革命中心。

王键：对，成了一个革命政党。待会儿我们谈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时候，会注意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一个特点，就是党内合作。什么意思呢？就是共产党完全是以个人名义加入到国民党里面，不是一个平行的。而第二次国共合作完全不一样，第一次和第二次它有一个区别，第一次完全是以国民党为主，共产党融入到国民党里头，加入国民党。

梁云祥：对，共产党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为了配合国民党的国民革命，以个人的身份加入，但是同时还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王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第一是促进了国共合作的发展，北伐的进行，但是也确实埋下了党内有党的隐患，最终两个党有完全不同的最高目标。

梁云祥：不过如果要平等的合作，一开始可能也很难。因为毕竟是国民党推翻了满清，它作为主要的政党，而共产党刚刚成立。（王键：当时我们的力量很弱，非常弱。）所以只不过从理念上来说共产党比国民党要新颖，但是从组织上来说显然是不如国民党的。

王键：不过我们还要强调一点，当时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以个人名义集体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以当时的总书记陈独秀为首的很多人是持强烈反对态度的，但是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他只有服从，这也埋下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一些隐患。

梁云祥：是的。但至少在合作的初期，这两党还是不错的，确实做了很多对政党的改造，以及对农工的唤醒。所以后来北伐战争进行得非常顺利，可能和国共合作以及他们所做的，有直接的联系。

王键：那绝对是。因为我们知道1926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主体的北伐军开始进行。（梁云祥：1926年到1928年。）基本上两年的时间。（梁云祥：时间很短。）我们知道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当时叫做铁军，就是我们共产党叶挺为首的独立团。打武昌，打汀泗桥，共产党员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而且包括周恩来、聂荣臻还有其他很多（军官）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然后在北伐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讲北伐战争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一个精髓，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没有国共的合作，确实取得不了北伐战争的胜利。

所以虽然后来有蒋介石的“四·一二”和李济深的“四·一五”，汪精卫的“七·一五”事变，国共合作受到了影响，但最终北伐战争在近代史上的意义非常巨大。它改变了中国，最起码在1928年实现了东北易帜全国统一。

梁云祥：从民族角度上来说，对北伐战争的评价，两岸都是正面的。

王键：最起码实现了1928年东北易帜全国统一。虽然我们知道这种统一由于全国各大军阀相互割据，确实很脆弱的。但是不管怎么讲，从1928年东北易帜以后，民国就是以南京政府成立为标志，最起码开始努力把满清封建王朝以来很虚弱的中国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比如说1928年以后南京政府开始向外国交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等，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努力了。所以北伐战争的胜利给中国奠定了一个建立近代国家的非常重要的前提。我们知道在晚清时期，中国国民一般是没有国家理念，他只知道有皇帝，我是臣民，我只服从皇帝，他没有国家的概念。但是从北伐战争胜利以后形成一个统一，虽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国家，但国家的理念开始在民国时期成为一个萌芽，逐渐地来发展。

梁云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有一点应该特别的强调，就是过去满清倒台，我们从一个帝国向共和国转变，这个转变的过程是非常非常沉重的，民主共和国的建设过程是非常非常困难的。经过了军阀混战，到1928年东北易帜，尽管从军事角度来说，地方军阀有时候不听中央控制，但是至少表面上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我觉得这个应该特别的强调，正是因为有这几年短暂的和平，才有了我们是一个国家的概念。蒋介石当然想统一军政，只不过没做到。但是实际上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也就是从1928年东北易帜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期间，有将近四年的时间，中国已经表面上统一，想要做一些建设，想要开展一些新兴的运动，只不过后来日本侵略中国，把这个进程给打断了。

王键：在这十年期间，1931年日本的满洲事变，我们叫九一八事变，严重损害了中国国家主权。我们都知道，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前后，东北向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认为是他的势力范围。

梁云祥：在日俄战争之后。

王键：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和俄国军队进行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陆上和海上战争，当时没有空军。日军的死亡大概十几万，所以日本认为东北之所以能够摆脱俄国的侵占是他们功劳，一直认为东北就是他的，但是这是他的说法。那么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实际上跟北伐战争密切关联。当时北伐军打败了吴佩孚、孙传芳，打到北京的时候，东北军阀张作霖驻守北京，日本要求张作霖全部撤回关外，同时要求张作霖宣布独立，东北独立，不让中央军过去。张作霖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一种大义凛然，虽然有一些史料，把他说得像一个没有文化的土匪。他说这是我们国家的事，日本就不要插手了。他没有听从日本人的劝告。后来北伐军包围了平津以后，他确实挡不住了，就准备撤回东北，但是日本人已经认为他不听话。（梁云祥：所以才有皇姑屯事件。）所以必须要把他干掉。明显日本把东北视为它的势力范围。

我感到可惜的是，近年来有一些研究，说皇姑屯事件是苏联搞的等等。（梁云祥：这个基本上确定了，是日本关东军搞的。）对，河本大作在战后远东法庭已经公开承认。所以我们在对待一些历史事件的时候呢，要有基本的论断。当然现在我们的网络很发达，有很多的说法，但基本上认断就是日本造成的，而且在北伐军进驻山东的时候，日本制造了济南惨案，日本当时对我们的北伐战争持有敌对态度。

梁云祥：对，因为日本认为国民革命如果成功了，可能会损害它。所以北伐军无论走到哪儿，它总要制造一些事端。所以皇姑屯事件以及后来的九一八事件都和北伐战争有一定的关系。北伐打到北京，对日本来说，张作霖退回关外，如果能按照日本人的愿望独立当然最好了。但是张作霖在这个问题上，（王键：他遇到了一个伟大的民族主义者），他至少认定自己是中国人，他不愿意受日本的操控。

王键：当然我们从历史上讲，张作霖确实是在日本扶持下，逐渐形成了他的一个（统治），但在最关键的时候他体现了作为中国人（的民族气节）。这点我们要顺便讲一下。北伐军打败吴佩孚，但吴佩孚在晚年也是这样一个情况，日本人认为国民党打败你，我扶持你当一个汉奸。吴佩孚在这个时刻也表现了中国人的气质，就是我宁死不投降。这样的民族先人，我们中国很多，以前由于各种的情况说的少了一点。梁云祥：以前我们看历史人物一般都很简单化，就是好人坏人。如果认为他不好，那就一切都不好，我觉得现在不应该这样，应该客观地看，比如说他哪些方面做得好，哪些方面做得不好。那么张作霖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一些民族骨气的。

为什么在1928年12月1号，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很简单，一个是国仇，日本侵犯中国；第二个是家仇，你把我爸爸炸死了，我当然要跟你掰了。所以日本人的卑鄙伎俩更促进了东北和中央政府的统一。所以从这点来讲，我们认为在北伐战争最后关头，张学良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梁云祥：总之，这个北伐战争不管从哪个角度评价，尤其站在我们整体民族的角度，绝对是一件好的事情，而且是国共合作。当然也很不幸，在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也有一些国共的摩擦。比如说第一次合作过程中，本来从1924年开始到1926年北伐，北伐的过程进展顺利，直到1927年北伐军占领上海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