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回顾（5）

梁云祥：九一八事变之后以及一二八事变之后，中国国内反日的这种民族情绪很激动。（王键：高涨，非常高涨。）日本又反过来又利用这个，说是中国国内排日反日，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就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这两者的碰撞结合，就促使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王键：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前提，1934年10月也就是十年内战进行了七八个年头，中国工农红军在湘西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我们当时的口号叫北上抗日，实际上按准确的说法是中央红军进行了一年，三大红军主力进行了两年，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经过两年的万里长征建立了陕北根据地。这个长征实际上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共产党跳出了内战，我们知道，确实当时国民党投入巨大搞了第五次围剿。当时共产党受李德这样一个德国军事顾问，还有教条主义的影响。

梁云祥：总之就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了，战略大转移，三个方面军经历了两年的时间。（王键：全部下来是两年时间。）那么两年虽然是有巨大的损失，据说当时从30万人到了不足3万人，但是给中国革命保留下一些火种。而且正是因为有这支力量的存在，后来面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共产党仍然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而且有自己的武装，和国民党才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迫使国民党再一次合作，进行抗日。

王键：你说的很对，所以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实现了胜利大会师，和当时统治陕甘一带的张学良经过协商，党中央把延安作为中央所在地，形成了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根据地。（梁云祥：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长征，有一个喘息。）所以从第二次国共合作来讲，陕甘宁根据地的建立也奠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没有长征，第二次国共合作基本上不行。（梁云祥：如果你还是到处流窜，肯定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正好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押，张学良、杨虎城这两个是民族功臣，实际上他们的要求就是希望蒋介石抗日。我们知道他们俩都是地方军阀，杨虎城是西北军阀，张学良是一直认为东北是一枪不放不抵抗撤了，全国人民都在骂他，他想打回去。

梁云祥：他想在抗日这个问题上发挥一些作用。但是在当时蒋介石是命令他仍然围剿西北的红军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他可能就不能接受，因为他觉得他恨日本人，不应该再打红军，在这一点上和蒋介石有不同，这是爆发西安事变的一个前提。

王键：他之所以跟蒋介石在围剿红军上有不同的看法，关键是当时张学良认为区区红军不足几万，兵马都不够强，武器也不好，我东北军几下就把你干掉了，结果没想到连续几仗东北军损失惨重，所以张学良认为绝对不能用观察其他军阀军队的眼光来看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梁云祥：他对红军有新的认识。）实际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威力，当时我们已经通过好多人在给他做工作，包括他身边的阎宝航秘书。

首先他在和红军作战的过程中，损失相当惨重，连续几个师没了。我们当然下面还要谈到，国共第二次合作给了三个师的番号，115师、129师和120师，这三个师的番号是前东北军的，那三个师被共产党干掉了，所以蒋介石把这三个师的番号给了共产党，这就是蒋介石。这段历史非常有意思，我个人认为蒋介石他别有用意。

梁云祥：那当然，既然做了中国的统治者，肯定他也有他的能力所在。

王键：但不管怎么讲，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承诺跟共产党合作，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关键是共同抗日。救亡中华民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也确实做到了，比如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改编八路军，新编新四军等等这些方面，这一点我们要肯定。

梁云祥：总之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正是因为有了西安事变，才有了国共第二次的合作，那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正是因为有和平解决，才实现了蒋介石承诺，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同时共产党也公开申明接受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领导，所以双方都作出了妥协。所以在之后不久，尤其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民族危亡已经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之下，蒋介石做出的承诺，和共产党对国民政府做出的承诺应该说基本上都兑现了，所谓兑现就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王键：因为你当时面临的是要灭你的，民族的敌人，你必须团结。

梁云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共产党的地位合法了，第二，共产党的军队也成了国民革命军，改成了国民党的番号。比如说北方的红军都成了八路军，南方的剩下的没有长征的游击队，八省的游击队建立了新四军。这就是我们说的共产党在抗日战争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产生，都在1937年，在国共两党合作之后才开始公开活动。

王键：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1937年七七事变揭开了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这个全民族抗战具体的形式就是国共合作，共产党、国民党军队统一，是一个国民革命军，统一来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作战。除了这方面，国民政府搬到重庆召开国民参政会，共产党还派一些干部，像邓颖超、董必武，去参加。

梁云祥：很多共产党人作为参议员，就是说参加全民族的抗战，你们要提意见，可以参与国家的管理，是这个意思。

王键：除了军队以外，共产党还利用自己的一些条件，比方说除了八路军、新四军以外，还有华南抗日游击队，共产党还积极在1931年以后或者更早一点，组织和支持东北抗联。东北抗联，我们知道，实际上当时中央红军在苏区，在联系方面主要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导，但不管怎么讲，东北抗日联军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长期以来我们对东北抗日联军抗战史的研究，重视程度不太充足，因为按照现在的史料的揭示，长期以来东北抗日联军失去了和中共中央的联络，它是通过共产国际联络的，可是共产国际，具体讲就是当时的苏联，它有它的一些意图，它就是把这支军队一直控制在它的手里。基本上在日本关东军的残酷镇压下，宣布失败，失败后来剩下的一部分人退到苏联境内，这部分人后来又随着苏联红军打进来，当然人数不是很多。

梁云祥：总之，国共合作不仅仅意味着两党合作，更主要的就是两党指挥的军队共同抵抗日寇，共产党的军队北方是八路军，南方是新四军，当时大体上有一个分配，就是他在哪个地方，他的作战区域就在哪。不管是八路军也好，新四军也好，还有华南抗日纵队，包括东北抗联，都属于共产党的武装，在整个抗战的过程中，也是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作为两大主力。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有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才有了抗日的新局面。当然后来长远来看，中国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除了和国际社会的援助有关之外，比如和美国、苏联这些国家的合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国内国共两党的合作。

王键：你说得很对，就是因为国共合作了，包括美国，包括英国，更重要的是苏联，当时斯大林派崔可夫中将，作为苏联政府驻中国武官，直接负责向中国国民政府提供军事援助。如果没有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我想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得到国际援助方面，恐怕就很难想象了。美国当时还派了一些观察组到延安，也做了很多具体地观察，他们对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包括八路军和新四军，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梁云祥：而且从整个国际战略来看，不管是美国也好，苏联也好，他们的意识形态尽管不同，但是在中国问题上，他们的一个基本政策，都是援助中国抵抗日本，而且援助中国的前提就是国共两党一定要合作。这个国家首先得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从国内因素来说，国共合作应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抗日战争打败日本侵略者，最主要的一个政治因素。

王键：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等其他国民革命军统一形成一个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从那一刻，中国的抗日战争战场形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没有国共合作，现在世界上无从纪念你，你说中国参与了，怎么参与了？你还是一个内战状态。所以我们还是要强调国共合作会赢得抗日战争，这是绝对性的因素。我们不要说后来的事情，就说在当时，国共合作振奋了全民族。当时不管是地主、资本家，还是平民，大家都渴望把日本人赶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