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欧亚大陆秩序的重塑

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对国际秩序进行重构。这话既有正确的成分也有错误之处。中国崛起重塑国际秩序是必然的，但绝非是中国作为国际秩序的主导国而重塑国际秩序，而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在共同发展进程中为了世界共同体的命运而共同重构国际秩序。众所周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亚大陆秩序一直是一个不健康的秩序，先有冷战“铁幕”的分割，导致欧亚大陆成为“一个核桃的两半边”[1]。冷战结束以后，欧亚大陆的秩序仍然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主要是因为受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以及大国的传统地缘政治博弈等的影响。因此，“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就是中国要通过“一带一路”的推进实施，既能够推进中国内部的经济发展尤其是突破内部经济发展的瓶颈，又能够与沿线国家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从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与沿线国家携手重塑欧亚大陆新秩序。

一、欧亚大陆秩序的第二次重塑 

欧亚大陆秩序一直事关整个世界的安全与稳定。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都在欧亚大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雅尔塔体系等首先都是围绕欧亚大陆秩序的国际博弈结果，当然后来也是构建国际秩序的重要内容，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国际体系的内容。冷战结束以来，欧亚大陆秩序至少经过了和正在发生着两次较大规模的重构：一次是苏联解体的重构，这个过程虽然完成了，但还有余音；另一次将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并且将矫正上一次重塑的错误。

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对欧亚大陆秩序的重构，是基于政治的力量，也称为政治性重构。一方面，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欧亚地缘战略的重心加快向内陆收缩”[2]。这主要的原因是北约不仅没有随冷战的结束而解散，相反它继续在对俄罗斯方向实施挤压，使俄罗斯的战略纵深不断缩小。另一方面，从国际政治力量来看，多种政治力量在此进行博弈，各大国的地缘战略利益在此猛烈交锋碰撞。除了欧亚内部的主要力量如中、俄、欧、日四强以及印度、东盟等不断在重塑欧亚地缘政治结构外，美国作为域外的政治力量仍然在欧亚地区作为一种特殊的力量而存在，并且是塑造欧亚地区秩序的最重要的力量。[3]政治力量重塑欧亚地区秩序的过程从冷战结束一直延续到今天，甚至未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在进行着。从“沙漠之狐”行动（1998）、科索沃战争（1999）、阿富汗战争（2001）、伊拉克战争（2003）、“颜色革命”（2003-2005：独联体地区；2010-2011：中东北非地区）、俄格战争（2008）到迄今为止还没有解决的乌克兰危机（2013以来），都反映了政治重塑欧亚地区秩序的历史逻辑和现实状况。与此同时，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亚政治力量也参与了这个重塑的过程。然而，这个过程总体上是失败的，至少是不成功的。因为，这个重塑的过程是一种零和的博弈。

那么，欧亚地区能否走出零和博弈的困境呢？或者说，欧亚地区秩序的重塑是否有另一种方式呢？在“一带一路”战略设想提出前，实际上欧亚地区的政治家们已经有过诸多的设想，在探索重塑欧亚地区新秩序的问题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其中包括：1992年10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第47届联合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了关于建立一个全亚洲范围的地区性安全合作组织的倡议，旨在通过各国专家、学者和领导人之间“讨论亚洲或欧亚的和平与安全问题”，促进亚洲各国间的对话和协商，对地区形势达成一致的认识，消弭相互间的误解、对立与冲突，保障地区的稳定与安宁，进而协商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推动在亚洲地区建立安全保障机制，促进区域性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并建议将这个地区性安全合作组织定名为“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后来在1999年8月举行的“上海五国”比什凯克元首会晤中得到了认可，声明指出：“各方高度重视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支持……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倡议的亚洲相互协作和信任措施会议的进程……”。[4]1998年，当时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提出“丝路外交战略”，倡导把丝绸之路作为欧亚地区各国之间、各种文明之间的联系桥梁。[5]他的倡议也在比什凯克的“上海五国”元首会晤中获得认可，声明指出：“各方支持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阿卡耶夫关于在当代国际合作中复兴丝绸之路的‘丝路外交’构想，以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加强地区和平与稳定。”[6]进入21世纪“上海五国”升格为上海合作组织以后，成员国也在试图借用地区多边组织来重塑欧亚地区秩序。诚然，上述各种倡议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十多年来对促进欧亚地区的合作与稳定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7]但是，欧亚地区仍然存在着各种障碍，如各种亚政治力量、相互不信任的认知导致的猜疑等，都严重阻碍着上述倡议和机构对欧亚地区秩序发挥重塑的功能，以至于迄今为止欧亚地区秩序碎片化的趋势仍然存在，且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这表明政治重塑欧亚地区秩序的努力非常艰难。

中国是欧亚大陆上的重要国家，而欧亚秩序的碎片化将成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障碍。在政治重塑欧亚秩序的同时，中国比较早地试图用经济的手段来重塑。2001年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根据中方的提议，当年9月六国总理在阿拉木图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关于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备忘录》；2003年9月，六国总理在北京政府首脑会议上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贸易合作纲要》，联合公报指出：“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便利化是现阶段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任务”。[8]但是，十多年来，多边经济合作始终是步履艰难，双边合作成效也不大。因此，用经济的手段重塑欧亚地区秩序必须要有新的抓手。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就具有创新的价值，尤其是对重塑欧亚地区秩序方面，它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用经济的手段来重塑欧亚地区秩序，目标就是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来共同促进欧亚大陆各国的繁荣和发展。其主要方式大致有：一是利益嵌入式，也就是把以一国为主导把自己的利益通过经济合作嵌入有关各国的利益之中，从而形成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二是市场对接式，即把一国的国内市场通过经济合作特别是贸易和投资与其他国家的市场对接在一起，同时也包括把一国的市场机制与其他国家的市场机制在具体的合作中进行相互接纳，从而形成一体化性质的统一市场，最后各国则会为维护这个市场的正常运作而形成一种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就是用经济的手段来重塑欧亚地区秩序的新设想，上述两种方式在“一带一路”战略设想中并不是相对割裂的，而是同一个手段之下相互补充且同时发挥作用的方式。一方面，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设想，所以在推进“一带一路”进程中无疑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并且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利益嵌入到沿线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利益之中，与这些国家构筑一个欧亚大陆内部的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另一方面，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并非是要改变沿线国家的市场体制和机制，而是通过最主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把欧亚大陆打造成为首先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最终实现市场体制机制的互联互通，构筑起一个欧亚大陆的统一大市场。这样，中国就与沿线国家形成了一个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虽然，“一带一路”还刚刚开始推进，但从已经开始的项目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与政治力量塑造欧亚秩序完全不同的方式，因为“一带一路”完全抛弃了零和博弈的游戏，而是以和平合作、共赢发展为目标的秩序重塑方式。因而，其结果将不会是欧亚秩序向碎片化趋势发展，而是向更加和平、更加整合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