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欧亚大陆秩序的重塑（2）

二、重塑欧亚大陆秩序的机遇与风险 

“一带一路”虽然是倡导用经济的方式来重塑欧亚大陆秩序，但这毕竟是欧亚大陆秩序重塑的新的尝试，而且欧亚大陆秩序是国际秩序的关键。因此，无论用什么手段来重塑欧亚大陆秩序，都是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设想，用经济手段来重塑欧亚大陆秩序也一样，既有机遇也有风险。

从机遇来看，首先政治力量重塑秩序的情形基本上没有成功，而且还留下了不少后遗症。这给其他方式尤其是经济的方式尝试重塑秩序提供了可能。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设想是基于中国30多年来融入国际体系的经验提出来的。过去30多年来，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是采取一种利益嵌入式的融入方式。“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国际化、全球化进程越是发展，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融合程度就越高。实际上中国改变世界体系的能力也越增强。”[9]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不仅没有颠覆既有的国际体系，而且在进入国际体系之后，在利益上与既有的主导国和体系内的其他国家都形成了一种最初是利益捆绑，后来越来越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正是这样一种独特的经历，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经济发展战略构想，并以此来重塑欧亚大陆秩序。

其次，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和中国崛起，为欧亚大陆的众多经济转型国家产生了示范效应。中国崛起最重要的是基于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在经济转型中，既实现了经济规模的飞跃，又没有出现政治、社会动荡。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转型实现了“整体性的利益增长和社会普遍性收益”，所以中国的经济转型才获得社会的普遍性认同[10]。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尤其是欧亚大陆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溢出效应。过去中国是着眼于内部的发展，以及由此对国际特别是周边产生的带动效应，如果说那还是一种客观上的现象的话；那么，“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和推进，则是中国开始主动把内部的发展效应传导出去的重要举措。

再次，欧亚大陆各国尤其是转型国家不仅都想解开中国崛起之谜，而且也由此对中国重塑欧亚秩序产生了一定的期待。在世界各国看来，中国经济发展一定有独特的“密钥”，而这种“密钥”很有可能对世界具有借鉴意义。也正因为如此，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的讨论，实际上就反映了中国发展对外界的影响，更体现了欧亚各国在历经“转型之痛”以后对中国的期待。因此，“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以后，得到了沿线国家的普遍认同，并希冀自己国家的发展能够充分地融入到“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之中，从而使“一带一路”也成为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在这种情形下，“一带一路”的推进就会通过一种“卷蓬荜效应”或者说滚雪球效应而重塑欧亚大陆秩序。

从风险来看，首先“一带一路”是中国首先提出来的，而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国家长期以来被视为守成大国美国的挑战者。特别是在此前，欧亚大陆秩序尤其是亚洲经济—安全秩序是美国主导的。前些年，西方说中国“非和平崛起”主要是担心中国与美国在安全上展开激烈的争夺，这种争夺使战争的风险提高。[11]但是，随着中国在国际经济、金融领域话语权的提升，西方越来越多地担心中国通过自己的经济和金融力量颠覆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而“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被认为是中国颠覆美元金融秩序的具体实践。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就会招致美国的封堵和遏制。这是推进“一带一路”进程中面临的战略性风险。

其次，欧亚大陆上传统地缘政治的争夺仍然十分激烈。虽然欧亚大陆各国都在谋求经济发展，但传统地缘政治的博弈仍然是欧亚大陆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欧亚大陆的特殊性，因此地区秩序的塑造始终未能摆脱冷战的阴影。同时，不仅存在欧亚大陆内部大国之间存在着信任不足的问题，如俄罗斯与欧盟、中国与印度、印度与巴基斯坦等，而且还有域外大国尤其是美国一直对欧亚大陆秩序的塑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颜色革命”以及乌克兰危机等，美国的因素始终是伴随着冷战的阴影和惩戒不顺从国家的心态在欧亚大陆进行传统地缘政治的博弈。这是推进“一带一路”进程中可能会遭遇的政治风险。

再次，欧亚大陆上的亚政治力量十分活跃。“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域无疑是上合组织和东盟所覆盖的地区，而高加索—中亚—阿富汗和中亚—南亚—东南亚长期来就是恐怖主义的“月牙”地带。[12]迄今为止，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仍然是中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最直接的亚政治力量威胁，也是推进“一带一路”进程中最现实的非传统风险。不仅如此，这些因素也带来了“一带一路”项目的经济投资收益和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