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如：抗日战争本质上是人权与反人权的博弈 （2）

人权与反人权的博弈

我们进一步剖析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可以清楚地看到，抗日战争本质上是一场人权与反人权的博弈。

大量事实证明，日本法西斯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残酷迫害和屠杀中国人民，烧杀奸淫无恶不作，连人民最基本的生命安全和人格尊严都得不到起码的保证，使中华民族遭到空前的浩劫。

第一，他们占领中国城市后丧心病狂地实行屠城政策。仅南京大屠杀就杀了30万中国军民。第二，他们在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蚕食”、“清乡”时实施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和无差别轰炸。所谓“三光”政策，就是“烧光、杀光、抢光”。这是灭绝人性、无视人权的暴行。第三，他们在侵华战争期间公然违反国际公法，实行惨无人道的生物武器实验和细菌战。特别是，他们在中国的哈尔滨建立了专门从事“人体实验”即对活人进行解剖及冻伤、毒气、电击、鼠疫菌和霍乱菌感染等实验的“731部队”，把生产的各种细菌运送给前线作战部队。我的故乡宁波就是遭受细菌战灾难的地区，他们从空中投下掺有鼠疫菌的麦子、棉花等，当地约一个星期后就开始流行鼠疫病。第四，他们在侵华战争中无视国际公约，毫无忌惮地使用化学武器。他们不仅在战场上，甚至对平民都使用化学武器，致使10万多军民中毒身亡。第五，他们极其野蛮地对妇女实施性暴力包括集体强奸手无寸铁的女性，甚至建立声名狼藉的“慰安妇”制度蹂躏女性。第六，他们强虏奴役劳工，残酷折磨劳工。在日本侵华的14年里被征虏的劳工超过1000万人，许多人被折磨致死。战后，中国许多地方发现抛尸埋葬劳工的“万人坑”有100多处。

这些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的暴行，世所罕见，用“丧心病狂”来形容都不够。

与此相反，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国文化传统培育出来的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并不因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而失去自己的理智和人性，相反，中国人民始终坚持以德报怨，遵循革命的人道主义，尽力维护日本军人及其家眷的基本人权。

首先，在抗日战争的政治观上，我们把处理敌我关系原则与维护人权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抗日战争一开始，我们就指出这场战争不是日本人民发动的，而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统治集团策划和发动的。因此，在对敌作战中，我们反复强调两个界限：一是把日本人民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统治集团区别开来，二是把广大日本军队的士兵和顽固坚持日本法西斯主义立场的反动官兵区别开来。并且，在这两个区别的基础上，对日本人民和广大士兵奉行人道主义原则，在战争中努力维护和保障他们的人权。

其次，在战争观上，我们把对敌作战原则和维护人权原则有机地统一起来。战争是残酷的，是要死人的，但中国人民即使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和作战结束后都坚持尊重和维护人权。毛泽东曾经说过：“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什么是“消灭敌人”呢？他明确指出：“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 毛泽东这一观点，写在广为传播的名著《论持久战》中。这一战争观的具体体现，就是我们的指挥员在战场上要关心自己士兵的生命，坚持“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原则；同时对敌方士兵坚持“缴枪不杀”的原则，把剥夺敌人的抵抗力而不是完全消灭其肉体的原则，贯彻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这种坚持维护人权的战争观，就是当年在战场上最深得人心并最能瓦解敌军的战争观。

第三，在战俘问题上，我们实行的是优待战俘的政策。我们明确规定，不仅不准虐待战俘，而且不管自己的生活条件多艰苦也要保障战俘的吃穿住。与此同时，我们还组织战俘学习，教育他们同日本法西斯主义划清界线，因此不少战俘经过学习提高认识后成立了反战同盟，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他们特有的贡献。

第四，在伤病员问题上，我们实行尽力抢救受伤日军士兵的政策。1941年，毛泽东对医疗战线的工作明确提出“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在战地医院和后方医院，我们救治了大批日军官兵，康复后要回去的还提供他们回家的条件。

第五，在日军遗弃儿童问题上，中国家庭尽力收养他们，抚育他们成人。据统计，被日军遗弃的儿童超过4000人。大部分集中在中国东北地区和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的养父母不管自己的生活多艰辛，依然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子女一样扶养，一直到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大多数日本遗孤都在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帮助下回到他们的日本父母身边。

第六，在战犯问题上，我们坚持依法管教，而不仇视虐待。我们在战后建立了战犯管理所，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战争罪行后遣返回国。

中国人民历来信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个“道”，包括维护人权的正义。从上述事实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人权的视角来考察，就是一场人权与反人权的博弈，而最终胜利属于坚持维护和捍卫人权的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