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历程 （3）

    三

物质世界的改变，经济建设等，是社会变迁与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维度。从逻辑上说，一个社会的进步，是可以用技术指标、经济数据来衡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之一是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技术的手段来测量，能够用量化的指标进行监测、描述和分析。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如果没有干扰和破坏，一个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即一个社会的变迁，最先是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关系改变，然后上层建筑或快或慢地发生变化。本来，中国社会也是按照“自然历史过程”的脉络走的。但到了晚清，西方列强的侵略，使中国遭遇了中西方文化的强烈碰撞。过去的四书五经，是解决中国人人际关系和伦理问题的基本准则。但这时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发生了。晚清政府的无能，不仅表现为官吏的严重腐败，还体现在治理层面的无能，只知道四书五经，国家治理层面没有能力应对西方列强侵略的挑战。当时中国人中持技术救国思想的人，不只有张之洞等洋务派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法，还有第一个将《天演论》介绍到中国的严复，他最初到英国是学造船的。此外，还有鲁迅、郭沫若等去日本学医的一些人。他们都希望能够通过科学、技术、教育、医学来救国。但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阻碍了晚清中国的经济发展，使生产力难以再继续发展了。与此同时，统治阶级的政治和思想也已无力应对国内外的严峻挑战，再也统治不下去。这个时候已经不能按照马克思设想的正常路子（“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先发展经济，再改变政治制度。因此，技术救国等道路走不通了。近代中国的逻辑，是人民不得不革命，不得不先从政治上甚至军事上解决问题，再回过头来搞生产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

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2页）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在根本上和恩格斯的论断是一致的。当时中国的国情是生产力不发展；而如果生产关系不改进，就没有办法发展生产力。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是农民，这不但不同于英国、法国、美国，也不同于俄国。那时的中国没有一个城市群，也没有城市里庞大的工人阶级，基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这就决定了中国的革命道路，既不能按照马克思所讲的英国那种“自然历史过程”发展，也不同于俄国，不能先搞城市暴动和起义。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是农民，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动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取得广泛的群众基础。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井冈山首先探索并最终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与近代中国的革命一开始就是土地革命是有密切关系的。

正是因为这个逻辑，才有了我们党在延安的时候，区别一个知识青年是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相结合。这既是立场问题、感情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的革命逻辑。不遵循这个革命逻辑，当然无法成为革命者。

所以，近代中国第一个30年的逻辑，是在农村通过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反帝反封建，先进行政治变革，建立人民政权，在人民政权领导下，再反过来发展经济生产，在物质和技术层面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这个逻辑，不是从本本里抄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具体实践中走出来的。如果教条地按照本本上规定的“逻辑”，20世纪中国的历史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中国和世界的今天也不会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