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理论渊源（2）

与十八大外交思想的渊源

十八大报告指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这句话不仅揭示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外交指针，而且更体现了当今世界事实上已经越来越突出的国际社会的共生现象。当今世界既不同于中世纪到近代历史的社会体系，也不同于冷战时代的国际体系，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从时间发生的先后来看大致包括：

第一，世界从两大阵营的冷战分裂转变为冷战后的大国合作。在冷战时期，两大超级大国挟持着各自的盟友进行争夺，使世界成为一个核桃的两瓣。冷战结束以后，虽然国家间的冲突可能比冷战时期的频次更多，但主要表现为地区性的冲突和小国之间的战争；而且，这些冲突基本上都伴随着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全球化的负面问题。大国之间的分歧基本上没有发展成为直接的武力冲突。即便大国之间也有一定程度的对抗，但都在理性和可控的范围内，在双方或多方的协调下，大国之间很快又走上合作的轨道。即便是科索沃战争、乌克兰危机，各大国面对一触即发的战争危机都能走上理性的谈判桌。因此，冷战结束以后，大国已经进入一个合作的长周期，至少冷战结束20多年来，大国之间没有发生战争。

第二，世界从冷战初期的形式上的合作到当今利益上的相互依存。在冷战结束初期，大国之间的合作基本上还是在形式上，缺少实质性的内容。主要是因为相互间的隔阂并没有立刻消除，而且继续双方主要的成员在欧亚大陆上保持着地缘博弈的态势，特别是要消化苏联解体后的诸多问题。因此，双方有合作但更多的仍然是竞争。然而，随着全球市场体系的不断发展和主权国家市场的不断开放，各主权国家的利益通过市场的方式越来越越捆绑在一起。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利益交织、叠加和一致，因此，利益上的相互依存度就越来越高。

第三，世界从利益依存到命运攸关。随着传统安全问题的逐渐退潮，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成为各国利益的最大危害。例如，环境保护、气候问题、技术异化问题（黑客）、恐怖主义、重大灾难的应对问题（如地震、海啸、核危机、生化危机、流行性疾病）等。而这些问题最大的特点是跨国性、不可预测性。如果在某个国家发生，如果不及时治理就很快遍及其他国家乃至更大的范围。在这种情形之下，相互依存的利益各方就成为命运攸关方。全球问题要求全球进行跨国治理、合作治理和综合治理。

各方成为命运攸关方是因为各方都有着广泛的经济利益、共同的安全利益等，而这些利益在全球问题的威胁之下处于不安全状态。保护共同利益不受威胁的前提就是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何谓命运共同体意识呢？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人类共同体意识至少要包括：

第一，摒弃狭隘的国家利益观。毫无疑问，对于主权国家而言，国家利益始终要放在首位。但在当今世界，国家利益越来越成为构建全球治理机制的最大束缚。因为，狭隘的国家利益纵容民族主义情绪，而民族主义情绪一旦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那么它就促使国家背离人类共同体的共同利益。而利益攸关方的利益格局将整体性地受到危害。贸易保护主义问题、领土争端问题、资源争夺问题等，都是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在作祟。因此，要处理好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辩证关系。

第二，摒弃狭隘的国家安全观。从历史上来看，传统的国家安全观都是以牺牲他国的安全来追求本国的安全。这是受传统的国家利益观所影响的。传统的政治学是权力政治学，权力政治学就是追求绝对的安全，我之所以感到不安全，就是因为你的存在。因此，为了实现我的安全就必须消灭你。然而，在非传统安全威胁之下，根本就难以追求狭隘的国家安全。只有合作最求共同的安全，才能实现自己的安全。也就是说，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安全则是一种可以共享的公共品。

第三，摒弃文化、宗教、民族的原教旨主义倾向。文化的原教旨主义表现为对自己文化有一种强烈的自负感，认为只有自己的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唯一文化。历史上的西方流行的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就是一种文化原教旨主义。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也是继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初所倡导的西方文化中心论而在20世纪末所流行的另一种文化原教旨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虽然在国家的层面上不会存在，但宗教团体在当今世界中已经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行为体，宗教团体的主张优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国家决策，从而导致某种倾向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国家政策。民族原教旨主义则是指各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会假借爱国主义的旗号在国际社会排斥和打击异族。众所周知，任何民族、任何文化都有其可取之处，各民族应该在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来谋求自身的发展。因此，要摒弃文化、宗教、民族原教旨主义倾向。

第四，要摒弃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就是以大欺小、以强欺弱，随意践踏国际法等行为。但是，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在国际会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世界的和平发展绝非由几个国家来决定的，必须靠国际社会一起来维护。同样，所谓树立人类共同体意识也是要所有国家行为体都要有这种意识，而不是单靠某个或几个国家就能够树立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应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样世界才能实现和平发展。

第一，和平。和平是共生的前提。共生是一种互利关系。这种互利关系建立的前提必然是和平而不是战争。战争与冲突是你死我活，不可能建立共生关系。

第二，开放。共生系统一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世界的共生系统不是某两个行为体之间的共生，而是整个世界的共生系统。即便是某两个行为体建立的系统，那么整个世界将会有众多的共生系统。这些不同的共生系统又会在不同层面上建立新的更大的共生系统，从而构成整个世界的共生现象。如果仅仅是两者之间的共生系统，则是一个封闭的共生系统；那么，不同共生系统之间就会因封闭而产生不信任（没有实现能量交换），因不信任而产生对立和冲突。因此，共生系统一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第三，合作。共生是一方的生存以另一方的生存为条件和前提。因此，相互之间的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一方选择不合作即拒绝为另一方提供生存条件时，那么另一方也同样不会为前者提供生存条件，结果将因不合作导致利益冲突。而冲突的结果，要么是以一方的失败告终，要么是两败俱伤，让旁观者获益。因此，在共生系统中，只有合作才能实现双方的共生存。

第四，共赢。共赢就是在共生系统中相互从对方获得（营养）利益。假若只有一方获益的利益格局，那么这就不是共生系统，而是寄生系统。在寄生系统中，只有一方获益，甚至获益的一方是靠攫取另一方面而生存的，也就是以牺牲另一方面的利益为其生存的前提的。当牺牲利益的一方的膏脂被掏尽时，获益的一方最终也会因营养枯竭而死。因此，一方所得就是另一方所失的利益格局是难以维系的。只有在共赢的利益格局中才能实现持久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