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理论渊源（3）

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渊源

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体现在对于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上。可以说，义与利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大问题。儒家崇尚义，强调做事只须问合适不合适，而不必去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儒家文化中“义利合一”的思想，就是主张个人在追求私利时，还要考虑一下他的行为是否有损社会公利和道德，即“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利”，“义，利之本也；利，义之和也”。

儒家强调的是“以义为上”。孔子就说：“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以“义”作为行动的指南；“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孔子培养人才的目标是做君子，君子如果“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即任凭个人利益指导行动，会招来很多怨恨，所以君子不能谋求个人私利。而由于“小人喻于利”，所以孔子要求君子把利益和恩惠给予老百姓。他提出君子美德之一“惠而不费”，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他指出“君子”行政的“大节”应该是“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左传·成公二年》，孔夫子说：礼法用来推行道义，道义用来产生利益，利益用来安定人民）。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关键的时刻，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荀子虽然提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要求“义利兼顾”。但他又说：“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由是观之，他和孔孟一样，也是主张先义后利，以义为上的。儒家到了汉代被董仲舒所继承和发扬。董仲舒认为“利以养其身，义以养其心”。《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的话说：“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代盐铁之议，以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万生等60余人为一方，以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公卿为另一方，在义、利问题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前者主张“罢郡国盐铁、酒榷、均输，务本抑末，毋与天下争利”。后者“以为此乃所以安边境、制四夷，国家大业，不可废也”。后来桓宽著《盐铁论》，以为二者“或上仁义，或务权利”，是一次关于义利问题的大辩论。到了宋代理学更是尤其强调义。程颢说：“大凡出义则人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基本上承袭了《汉书·董仲舒传》的观点。

与儒家不同，墨家强调的是“国家百姓之大利”即为义。墨子说：“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墨子》卷六）。后来欧洲的功利主义思想榆次颇为相似。边沁就指出，人应该做出能“达到最大善”的行为。中国当代哲学家冯友兰也说：“凡事物必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方有价值。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是人民之‘富’与‘庶’。凡能人民富庶之事物，皆为有用，否则皆为无益或有害；一切价值，皆依次估定。”[3]

不过，后来清初的颜元明提出了义利统一的辩证观点。他说：“正论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是欲速，是助长；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这一观点无疑在今天具有重要的启示。第一，利是义的存在基础，义是利的价值导向。正义而谋利就是强调没有空洞的义。第二，义利关系是动态发展的。谋利，促使人们既谋生存之利，更谋发展之利，既谋个人之利，更谋天下公利。正义，推动人们谋利有道，取舍有至，利已利人，共谋发展。无义之利，就会危害个人发展，社会进步。无利之义，必然是空洞的悬谈，从正其义不谋其利到正其义当谋利的认识飞跃，证明了这一点。第三，正义而谋利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一方面，人类一直以谋利为生存奠基，以治恶成为历史动力。另一方面，人类一直以正义战胜邪恶，使得谋利的效率的追求被正义的道德规则所规定，所推动。从传统到现代，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封闭社会到开放世界，谋利的个人财富积累与社会总财富增加总是处于正义追求的总目标之下的。现代化史就是正义而谋利的历史。

当代中国外交中的义利观，一方面秉承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义利合一”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在新的形势下当代中国的外交实践也对中国传统的义利观进行了新的发展。特别是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在多次国际活动中的讲话都阐述了并践行互利共赢的“义利观”；而且，在不同的场合，习近平用不同的话语来表达中国所坚持的“义利观”。例如，在非洲访问，用“真、实、亲、诚”来表达中非之间以义之上的传统友谊[4]；在韩国的演讲，则强调要以义为先、先义后利的重思想观念来妥善处理国际关系，“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损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输我赢、一家通吃。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5]；访问蒙古国时习近平指出：“中国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将坚持正确义利观，不搞我赢你输、我多你少，在一些具体项目上将照顾对方利益”[6]；在塔吉克斯坦，习近平撰文指出：“绝不牺牲对方利益谋求一己私利，而是坚持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7]总之，习近平倡导的正确的义利观是中国外交的新指针，也是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责任的基本外交伦理。

其一，坚持“义以生利”的原则。目光短浅往往会因小利而失去大利。但是，要获得大利就必须讲义，坚持义。何为义呢？“义者，宜也。”（《礼记·中庸》）。韩愈在《原道》中说：“行而宜之谓义。”即思想和行为要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当今，什么是我们要坚持的国际道德标准呢？这就是习近平所指出的：反映我们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的义。“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简而言之就是坚持和平发展的世界大义，坚持合作共赢的世界大利。

其二，坚持“和为贵”的理念。“和”即“协调”，就是处理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以实现组织目标；“和”又意味着“团结合作”，将个体优势合并成团体优势，提高效率与创造更大价值。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说“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则百事不废”。同时，“和”还包括“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而不同”意味着与网络中的相关成员进行合作、建立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因此，中国外交一直强调优势互补、服务世界。

其三，外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强调必须尊重人的价值。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生有气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大学》里所说的“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即是认为人力资本要远胜于物质资本。

总之，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在外交上，一是要正确协调相关国家间的关系，坚持“义以生利”。“夫义者，利之足也。”也就是要以利国利民为大义，为人类和社会的发展做贡献，这既是中国的责任，也是中国的义务。二是要协调好自身的行为，坚持“因利思义”。求利是人们的共同心理，是不分君子和小人的。但是，“利”的获得必须符合道义。三是要有正确的道德标准，坚持“以义为上”，坚持现实利益与未来的长远利益有机统一；不能谋小利而失大利，不能为了眼前的现实利益，而失去长远利益。谋大利者，必先舍小利。

注释：

[1]俞晓秋等：《非传统安全论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5期，第48页。

[2]前者如美国在“9·11”事件后就主动要求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反恐方面加强合作；后者如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因感到自己国家的确面临着国际恐怖主义的巨大威胁而提出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3]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上），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

[4]习近平：《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3/25/c_124501703.htm。

[5]习近平：《共创中韩合作美好未来，同襄亚洲振兴繁荣伟业》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705/c1024-25241720.html。

[6]习近平：《守望相助，共创中蒙关系发展新时代——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的演讲》，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8/22/c_1112195359.htm。

[7]习近平：《让中塔友好像雄鹰展翅》，《人民日报》，2014年09月11日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