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一带一路”的能量，超乎想象（3）

    （三）“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

第一，有利于鼓励世界古老文明的复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进一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让美国包容中国的这套东西。这是很难的。美国现在搞TTIP、TPP等一些贸易投资规则排斥中国，就是明证。原来的体系已经容纳不下中国了，中国必须开创新的体系。这个新的体系是什么？是以文明为秩序的世界体系。印度、土耳其等很多国家都喜欢跟中国谈文明。为什么不用“新丝绸之路”，而用“一带一路”？因为“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是德国人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来的，不是中国的概念。而且，古代的丝绸之路是由波斯、阿拉伯等国共同开通的，中国只是其中之一。“一带一路”就是要鼓励更多的文明复兴，打破以国家为思考单元的限制，最终建立新的文明体系。这种体系能让中国发挥文明古国的优势。

第二，有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其它国家互通有无。中国若一味与发达国家竞争，有风险，所以要找新增变量。方向就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那里缺技术、资金、基础设施，甚至还缺熟练工人。而中国有资金，有技术，缺乏市场。中国国内产能过剩，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嗷嗷待哺”。首先，资金上，“一带一路”国家缺贷款，而中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国现在有4万亿外汇储备，实际上6000亿就足够了，剩余34000亿都应转化为投资基金。老买美国国债，美国就老印钞票，美元一贬值，大量外汇就灰飞烟灭了。依靠投资才能更好地以钱生钱。其次，技术上，欧洲缺乏技术市场化能力，而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强的技术市场化能力。核心技术方面，中国与欧洲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但是中国的技术市场化能力是世界上最强的。中国人口众多，地形复杂，如果中国能把自己的基础设施建好，就也能把世界其它地方的基础设施建好。而欧洲没有沙漠，没有那么多高原，缺少建设的经验和能力。中国不仅能够建，而且还能够运行、管理。所以，欧洲愿意跟中国联合起来，以赢得更多市场。再次，中国缺乏结构性权利。在国际上，中国最缺的结构性权利是话语权。一是中国没有大宗商品定价权。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价。中国购买澳大利亚90%的铁矿石，但是它的价格涨多少倍，中国没有一点发言权。二是中国不能决定产品的质量标准。低碳、欧Ⅲ、欧IV的排放标准都不在中国手里，这不行。我们生产的东西，最后不符合它的标准，就得重新改造，这会造成巨大的浪费。三是中国缺乏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定权。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贸易国家，这个规则制定权竟然不在我们手里！中国只有占领更大的市场，自己的标准才会成为世界的标准。所以，中国要把数量的优势变成质量的优势，变成结构性的权利。一方面要跟欧洲、美国、日本等先进国家竞争，搞“中国制造2020”，弯道超车；另外一方面要搞互补合作，着眼于更需要中国资金、技术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变道超车。中国不是被动地加入全球化，而是要创造一个新的全球化体系。

第三，有利于实现国内经济一体化。开发西部的思路是有问题的。以前，西部老是盯着东部，让东部带着它一起出海，所以西部永远竞争不过东部。现在，西部马上要变成“一带一路”的前沿了，直接走到欧洲去了，像重庆的竞争力马上要超过北京和上海了。

国内要实现一体化，“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四个自贸区形成中国全方位改革开放的大局，这让内陆省份一下兴奋起来了。无论是西安、重庆，还是武汉，都面临着中国新一轮的机遇，他们从原来的末端变成了前沿地带，找到了中国的潜力。为什么我们经济新常态以后没有陷入到日本那样失落的10年、20年呢？就是因为中国有战略缓冲能力。“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把国内市场一体化，变成一个新一轮的发展机遇。